【语言哲学】德里达的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德里达的语言哲学（共8篇）

1.【语言哲学】德里达的语言哲学 篇一

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儒家大师，汉代著名哲学家，是汉代官方正统哲学的奠基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汉景帝时做过博士官。汉武帝下诏选举“贤良之士”，他应诏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作了江都相。后来因为讲说灾异之事，触犯了汉武帝，被撤职下狱，但是不久获释。晚年，专力从事著述活动。他的重要著作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流传下来，前者共有三篇，主要讲述天人关系问题，被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者是他的哲学著作的汇集。董仲舒是一位哲学家，作为汉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把儒家哲学引向宗教神秘主义，他的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目的论特色。

正名思想是他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语言观。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讨论了有关名实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正名思想。他把正名与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是重中之重。他说，治理天下的第一步，在于弄清事物的类别和纲领，弄清事物的类别和纲领的第一步，在于深察名号的本义。<治理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把他的说法倒过来就是这样：深入考察名词概念的原意或基本含义，是弄清事物类别的关键，更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他极力强调名号的作用，在他看来，名号的问题是大道理的第一章，抓住这第一章的意义，深入考察其内容，就可以分清是和非，逆和顺的界限；是非标准取决于逆和顺；逆顺标准取决于名和号。他从神学唯心论立场出发，认为名和号的标准取决于天地，天地是名号的根本。名词和概念都很神秘，名号之正，取之天地，与天意联系在一起。名号是天意的表达，天地是名号的大义。把名号与天意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唯心的，神秘的观点。但是剥去这层神学的东西，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如果把这里的天地或天意理解为自然或自然规律，那么我们必定会从中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我们坚信人类的语言不是神或上帝为人类创造的，它来源于人类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人类原始语言的基础部分，那些最初的语言，与自然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观察自然，模仿自然，效法自然，模拟自然，倾听自然的呼唤，品味自然的声音，理解自然的命令，接受自然的启示。初步形成一些原始的语词。然后再经过约定俗成的人为过程，加以规范化，定型化，并不断的引申和转喻，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原始语言。

在董仲舒看来，名称概念是天意的表达，是上天（神）颁发的绝对命令，人的一切行动必须符合绝对命令的要求，一切事物都要顺应名称概念的规定。比如“王”和“君”的概念有诸多含义，都是天意的正确表达，当王的要按照王的概念去做，当君的要按照君的概念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是违背天意的。董仲舒的观点应当颠倒过来，名称概念不是用来表达天意，而是用来表达人意。它是人的观念的体现，是古代人们的自然观念和神学观念相互作用的产物。名称概念对人具有规范作用，那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规范，不是神的规范。人们创造名称概念是要反映他们自己的观念，无论这些观念是自然的还是神学的，他们都是人的观念。董仲舒提出的第一个表达天意的概念是“王”这个概念，他认为“王”具有“黄”，“皇”等五种含义，这是天意的表达，帝王应该顺应天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上，人们对“王”这一概念的认识，不是要顺应天意，而是要表达人们自己的思想观念，“王”的含义是人的观念的投射。“王”的字形与字音（与“皇”或“黄”同音）表明了他们这样的观念：他们认为王是伟大的，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皇的含义是大，<诗·大雅·皇矣>的第一句诗：“皇矣上帝（伟大啊，上帝）”表明了这一含义；“黄”是土的颜色，含义是土的意思，“土”为五行的中心；从“王”的字形结构看，上面一横表示天，下面一横表示地，中央的“十”表示天地间（人间）的“太阳”，人们认为人间的帝王就如同天上的太阳。这是一种人意，不是天意，于是那时的人们就用这样的名称称呼那些居于最高地位的人，那些统治者因而有了“黄帝”，“帝王”和“皇帝”的名号。

董仲舒进而讨论了名与号的关系，他认为，名比号多得多，号是事物的全体，名是事物的各个分散的部分。号是概括的，大略的，名是具体的，详细的。作为具体的名，是把事物一部分一部分地区别开来；作为概括的号，只是举出一个事物的大纲。以祭祀鬼神为例来说，它的号只是一个，叫做“祭”，但是分析开来，春天的祭祀叫做“祠”，夏天的叫做“”，秋天的叫做“尝”，冬天的叫做“烝”。董仲舒指出，每一事物都有它的带有总纲性的号，每个号又各有它所包括的“散名”，就像上述例子所说的。名与号的区分与现在的具体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区分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概念反映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一般概念反映一类事物，反映事物的一般性质。

董仲舒认为，产生名的基础是真实，不真实的就不能来制名。名就是用来表现事物的真实的，名是“真”的意思。所以一切人要反对暗昧，只要各自回复到本来的真实，暗昧的也会明朗起来了。当然，他的真实是指儒家的伦理规范，但真实的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名称或者名词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真实，脱离真实的名称不仅仅是暗昧，实际是一种假名，而假名必然带来种种祸端。

2.【语言哲学】德里达的语言哲学 篇二

人类文化早期, 古希腊人发现了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困惑。思想超前而语言表达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往往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伟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语言学家, 他可以构想和发现新思想, 但苦于表达不出或表达不好, 语言与思想、感情、存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语言能否和如何准确表达思想、情感和存在的问题, 使古代文化一开始就陷入了语言的困境。

古希腊最早的思想家泰勒斯难于没有合适的概念来表达思想, 只能借助于日常语言如“水”这样的语词来隐喻世界的起源。毕达哥拉斯之前的哲学家都没写过著作, 都是用口传, 即使到了智者时代, 巴门尼德也是用隐喻的诗化语言来表达思想。巴门尼德借用“圆球”来描述“存在”的圆满, 却走向了他本意的反面, 圆满的存在变成了有限的、可分的、有度量的东西了。阿那克萨戈拉怪怨“语言”本身, 认为这是“用词不当”, 但是, 他还是用别的日常语言如“种子”来表达哲学思想。赫拉克利特尝试用概念表达思想时, 被人认为“晦涩难懂”。他所以被人认为晦涩难懂, “主要还不是因为他思想深奥、表述古怪和性格奇特, 而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哲学思维当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和语法来表达这个矛盾现象的反映。……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在解决这种表述方面的困难时仍然回到诗歌道路上去, 这些都和哲学语言形成时期的困难不无关系。”[1]137柏拉图曾在《斐德罗篇》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古埃及故事来说明文字语言存在的困惑:人们如果学会文字, 灵魂就会变懒, 他们就不再去记忆了;文字是一个标号, 太单一, 不能复现记忆中活生生的画面, 丰富的情感内容有消失, 所以, 文字不能提供真智慧;文字不会说话, 不能为自己辩护, 传到后人或别的地方去时, 很容易被传歪。所以, 发明文字和用文字传授未必是一件好事。[2]

虽然, 这种现象在古代中国也同样出现, 如, 孔子说“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老子说“道, 可道, 非常道;名, 可名, 非常名”;庄子说“意之所随者, 不可言传也”等, 并且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了走出语言困境的办法:“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3]但是, 古希腊思想家显然不同于古中国先哲对待语言困惑的态度, 他们不是通过“忘言”来回避问题的解决, 而是力图寻找和发明能够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新的语言工具, 从而出现了古希腊语言哲学史上从日常语言、诗性语言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发展的艰苦探索历程。智者派重视日常语言论辩术和诗性语言修辞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创了对科学和哲学语言的创建工作;亚里士多德是系统制定科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体系的第一人。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 尤其是对哲学语言的构建、分析和探索, 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盲区, 它可以成为继科学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后的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所以, 研究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有利于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理性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表达和把握不同的对象世界;如果错位使用, 就会产生矛盾冲突, 导致“语言误用”和“语言困境”, 乃至人类理性思维的困惑。

二日常语言与论辩术

古希腊关于日常语言的功效和意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感觉主义者对日常语言的重视, 另一种的理性主义者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前者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派坚决捍卫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性, 倡导常识思维的真实性并重视日常语言的应用;后者以希腊“三圣”为代表的理性派, 认为日常语言只可以表达意见而不能述说真理。由于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评的影响, 长期以来, 智者派被看作是一批巧言令色、卖弄聪明赚钱的江湖骗子, 认为他们是善恶不分、是非不清、玩弄语词的诡辩家。但自从黑格尔开始, 智者派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必然环节。智者派开辟的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感觉经验主义之路, 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但是, 我们关于智者思想遗产的挖掘仍然是不充分的。智者派的思想对我们关于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

日常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语词含混, 易生歧义, 以日常生活为基准, 与人们的常识思维相适用。当普罗泰戈拉相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论中心命题时, 日常语言和人的感觉都是最可靠的东西。在普罗泰戈拉那里, 语言不再像神的话语那样神秘, 而是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日常语言那样真实。他说:“关于神, 我不可能感受他们如何存在, 也感受不到他们如何不存在。”[1]260普罗泰戈拉重视感觉和日常经验, 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现象以及日常语言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就是被后人誉为论辩术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提出, 任何命题都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论断, 只要我们拥有语言的技巧, 就可以把弱的论证变为强的论证, 可以驳斥和攻击别人提出的任何一个命题;另一方面, 他为了寻求强有力的论据以增加说服力, 从语言、技巧、手势、情感, 甚至衣着方面影响听众, 以达到胜辩的目的。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互相反对的两个逻各斯 (说法) , 他用这种方式进行论辩而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 “在他的论辩术中, 他忽视词义而追求华丽的词藻;许多证据表明他是全部论辩术的始祖。”[1]146例如, 关于“真假”的论辩:

正题:真假相同

论证:1.一句话既是真的, 也是假的。当言行一致时是真的, 不一致时是假的。

2.天气是冷的, 既是真的, 也是假的。对病人是真的, 对健康人是假的。

反题:真假不同

论证:1.如果真实的证据也就是伪证, 法官就无从判决。

2.如果真的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真的, 我们将什么都不会相信了。

智者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以上论证中的每一句话似乎并没有什么错, 而且论证过程也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 这就是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的正常使用。普氏语言哲学思想和论辩术的哲学基础是感觉主义和相对论。感觉论的主要看法是,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的, 知识就是感觉、看法、见解和意见。感觉主义相对论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不能说它错。但是, 感觉主义相对论引起理性主义者的不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五章批判智者时说:“如果所有的表象和意见都是真的, 那么所有的陈述必定同时既是真的又是假的;因为许多人所持的信念是互相冲突的, 他们都以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是错的。这样同一事物必然既是又不是了。”他接着说:“按照这种理论, 连疯子的感觉、动物的感觉也是一样真实的, 最终就没有理由说哪一个是真的, 一切都是混同而没有了区分。”[4]所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日常语言由于其多义性的特点, 在使用时如果不加分析和规范就非常容易导致诡辩。日常语言只适合表达意见, 不适合表达思想和真理。只有在分析清楚日常语言多义性的基础上创建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 才能摆脱日常语言表达思想时所出现的论辩术这样的语言困境。为此, 亚里士多德为了防止人们滥用日常语言和避免出现智者的诡辩, 改造了论辩术, 创立了科学的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证法。

三诗性语言与修辞学

向来诗性语言是诗学家和文学家们研究的对象, 但是, 自海德格尔倡导诗化哲学以来, 诗性语言在现代语言哲学中的意义也被凸现出来。以想象力为基础、以偏离日常语义为特征、以寻求相似性事物的具体范例为形式、通过把握殊相来表达哲理的诗性语言, 在古希腊语言哲学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因为在哲学语言没有形成而日常语言又难以表达抽象思想之前, 诗性语言是日常语言向哲学语言发展的重要环节, 也成为当时古希腊先哲表达思想和哲理的重要工具, 同时, 也发现诗性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

在古希腊, 对诗性语言的研究同与论辩术相分离的修辞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修辞学, 智者重视演说的技艺和写作的技巧的研究;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质疑智者的修辞理论, 强调修辞要服从真理;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三个方面:修辞的逻辑性即修辞论证或劝说理论、修辞的语言性即主要表现为语言的隐喻学说、修辞的实践性即演讲和写作等的修辞训练和应用。与诗性语言密切相关的主要是修辞学的语言方面的特性, 即隐喻理论。所以, 隐喻作为诗性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和存在的修辞工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如上文所说, 智者时代, 由于正在形成中的哲学思维因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 大部分哲学家用隐喻的诗化语言来表达思想。这些智者在当时是享誉四方的修辞学家, 颇受欢迎的语言学家和功底深厚的文学家和诗人。普罗泰戈拉声称自己是古代诗家的“接班人”, 而高尔吉亚把诗的语言艺术和修辞术看作是同一东西。[5]高尔吉亚作为著名的修辞学家善于使用隐喻、词的对换、象征比喻、对称表达以及词句重复、节奏变幻和谐音的妙用, 达到动之以情、服之以理的语言“渲染”的修辞效果。但是, 智者夸大诗化的修辞语言的作用, 滥用文字, 视语言为游戏, 真假善恶不分, 导致柏拉图等理性主义者对诗性语言表达真理的质疑, 得出诗性语言是一种放任自流、与理性无缘的盲目存在的结论。

在古希腊, 诗是“长了翅膀的话语”, 诗人是颇受欢迎的“神学大师”。[6]然而, 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柏拉图, 虽然在他的对话作品善用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哲理, 但是, 他一方面说, 诗是神赐的“愉悦”, 是技巧的“产儿”, 是寻求真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又质疑诗性语言的局限性, 认为作为艺术语言的诗是追求哲学智慧的敌人。柏拉图更倾向于对诗性语言的批判。他说:“谁也无法解释诗人的话语”[7]472, 认为诗人们狂野, 放荡不羁, 受神灵的操纵激发灵感, 信口开河, 前后矛盾, 对所说话语的涵义不得要领。诗人既不认识自己, 也不熟悉现实和历史, 只怀着满腔激情和难以抑制的冲动, 如痴如醉, 手舞足蹈, 如祭祀中疯迷的巫师, 受到神的摄迷和感惑, 失去常态和理智, 被神灵摆布, 在迷惘中丧失自我判断的能力。[7]303-305在柏拉图看来, 诗是神赐的愉悦, 而哲学是人的智慧, 两者不可通约。诗性语言始终干扰着哲学的思辨方向, 不能表达人的哲学智慧和真理;诗人本能地无需进行深入思考, 不能进行冷静反思式的哲学探讨。所以必须去探索和发明一种可以理智把握智慧和真理的哲学话语体系。

但是, 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对诗性语言的态度, 为此, 对作为言说艺术的诗学和修辞学进行了深刻彻底的改造, 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诗性语言的本质, 创造性地提出了诗性语言的“隐喻”修辞学说, 这一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中得到充分的说明。修辞学是一种劝说的艺术, 修辞论证是目的, 修辞语言是手段;诗学是写诗的艺术, 从不打算去论证, 而是通过虚构、寓言和情节表达情感和思想。所以, 两者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 然而隐喻却涉足语言学和修辞学的每一个领域。所以, 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对于诗性语言功能和修辞学的态度, 积极研究它们的本质特征和发掘它们的正面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 语言中的语词数目是有限的, 而事物的数目是有限的, 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事物必然会使语言产生多义现象, 其中隐喻化的诗性语言就“应当来自与原事物有固有关系的事物”。[8]190所以,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隐喻就是这样下定义的:“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 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 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 或者从属借来用于属, 或者通过使用类比。”[8]339首先, 隐喻的诗性语言是日常语言的语义偏离, 是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用或借用到另一个事物身上, 借用的意义与本义相偏离, 通过隐喻来表达和填充新的语义空白。其次, 诗性的谜语出自隐喻, “仅仅把事物的一般名称结合起来不能造成谜语, 把隐喻结合起来就能造成”。[8]341再次, 诗性语言的隐喻用法是从日常语言转到对生僻词、隐喻词和其他怪词的用法, “即用一个生僻词代替一个习惯上使用的常用词, 结果一首诗显得颇有神韵, 否则显得平淡无奇”。[8]342第四, 种属之间的借用基于事物的相似性。《诗学》指出, 诗人“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用隐喻词, 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能直观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似性。”[8]343就像哲学家一样“看出相距甚远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8]190所以,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诗性语言表达哲学思想就在善于使用隐喻发现相似性。所以, 亚里士多德对于诗性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时说:“诗人的职能不是述说那些确已发生的事情, 而是描述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或出于偶然, 或出于必然。……因此,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 更富有严肃性, 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 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件。”[8]320从语言表达思想这个角度看, 日常语言多关注个别的在场的存在, 科学语言只盯住普遍的、确定的概念和规律, 而诗性语言超越现实的存在, 通达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当诗性语言偏离日常语言表达普遍性和“言外之意”时, 已经具有了“语言的思辩性”, [9]并因此跨出了《诗学》的门槛, 走进了《形而上学》的领域。

四对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系统探索

当古希腊哲人发现用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把握真理和存在之难事时, 众多的思想家们致力于创造哲学语言的艰苦探索工作。赫拉克里特最先尝试将日常语言Logos提升为哲学概念。在古希腊, Logos的原初用法是“话语”或“说法”, 赫拉克里特把它提升为哲学语言用法的层次, 指万物变化必须遵守的尺度、比例或规律这样的客观存在;又进一步提升为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理性、根据等具有主观意义的哲学范畴。[10]但是, 赫拉克里特把智慧与自然法则看作是同一的, 因而, 逻各斯既具有“逻辑”、“规律”、“科学”等词的客观含义, 又具有理性、智慧和真理的主观含义。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把日常语言提升为哲学语言后又把它神秘化, 同时, 混淆了理性思维、语言符号和本质对象这三个属于不同性质和逻辑类型的东西, 把它们看作是无差别的同一。这造成后世两千年的哲学纷争以及现代分析哲学为清除形而上学的语言使用混乱费尽了心思。

苏格拉底是有意识创建科学和哲学语言的先行者。他不满意智者的论辩术, 也不信任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他致力于把模糊的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改造和提升为具有确定含义的科学的和哲学的普遍概念, 他是第一个从语义逻辑方面研究概念的普遍定义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的科学和哲学概念的形成方法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辩证法。[11]苏格拉底形成哲学语言的辩证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用归纳方法从考察具体事物出发, 概括上升为普遍概念, 这就是从个别、特殊到普遍一般的定义方式。2.探究的是实质定义而不是语词定义。实质定义是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而非偶性, 语词定义只表明语词可以表述什么概念, 不涉及概念指称对象的真假问题。3.对概念间关系进行逻辑分析, 如, 分析四美德之间的关系, 揭示各具体美德的共同本质就是知识。4.没有把抽象概念和一般概念区分开来, 没有使普遍性概念成为分离的存在, 概念还与具体事物结合在一起。

柏拉图是第一位哲学语言范畴系统化的探索者。他为了回答苏格拉底的“普遍定义”的问题, 艰苦卓越地探索和寻找用以表达和把握理念世界的语言工具——哲学范畴。在柏拉图那里, 哲学语言范畴是通过辩证法构建的, 哲学范畴理论与理念论和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期柏拉图大量探讨了伦理道德概念和具体的经验事物的概念, 而后期柏拉图抛开了直接经验以内的东西, 讨论纯理念或哲学范畴, 主要表现在《巴门尼德篇》中讨论的十九组范畴。柏拉图把范畴看作是理念世界的思想表述和语言表达, 统称为“逻各斯”。柏拉图对“逻各斯”提出一种新的解释:逻各斯就是人们把想到的各种思想用语言说出来, 再将对立思想的理念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划分出来, 最后把对立的理念或范畴彼此相互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柏拉图构建哲学语言范畴的辩证法。其特点是:第一, 辩证法的适用范围是理念领域, 辩证法的目的是达到第一原理。第二, 辩证法是一种语义上升和语义下降的方法, 是从低级的理念 (殊相) 到较高的理念 (一般的相) 再到最高的善的理念 (最高原理) , 或者相反的过程。这种方法也叫“通种论”, 即理念或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结合、必然的矛盾进展和转化的理论。第三, 辩证法有两个原则:综合和划分 (或分类) 原则。综合是指, 将杂多的个别事物统一到一个理念之下, 再将不同的特殊理念统一到更高的理念之下, 然后获得一个精确的概念和定义。划分是指, 根据自然的本性将理念看成整体, 然后再逐级分类为各个部分, 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亚里士多德不满足苏格拉底在寻求普遍性定义时只限于一些实例问答辩驳而谋求单一的意义, 也不满足柏拉图离开日常语言只进行抽象的纯粹概念的分析。他认为, 语词和句子的意义最终表达对象自身的意义和对象作用于心灵所产生的感觉、意见和知识。虽然语词因约定俗成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但是语词的意义最终可以在对象意义的基础上得到明确和统一。于是, 亚里士多德根据“存在”的多层意义的划分以及人类心灵的不同维度来确定不同等级的概念的意义。由此亚里士多德提出日常语言的约定俗成论、科学语言的本质主义论、哲学语言范畴的意义分析理论。[12]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从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中获得这样的启发:语言具有层次性, 在不同的语境下, 不同的语言类型对应于不同的思维形式和对象世界。同一个语词或一个句子, 其本身没有语言或概念的层次问题, 只有在一定的语境和语用中, 这个词或句子具有了确定的所指和意义, 从而出现了日常的、诗意的、科学的或哲学的语言层次问题。而这个语境总是一个确定的整体性的存在:或者是不同地域的人们日常的特殊的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 或者是不同时期的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科学语言和科学理论环境, 或者是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体系下所使用的哲学语言环境。因而, 同一个词或句子只有在一定的语境和语用中才可能表现出不同语言层次的语义问题。所以, 不同的语言层次总是与人类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其所把握的不同性质的对象世界相联系, 如果错位使用不同的语言类型, 必然导致语言困境。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最早发现了用日常语言和诗性语言表达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困惑, 因而出现了从日常语言、诗性语言到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发展历程。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 试图探索人类理性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用不同的语言类型表达和把握不同的对象世界。他们尤其是对诗性语言和哲学语言的分析和探索, 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一个盲区, 它可以成为继科学语言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后的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古希腊,语言哲学,语言类型

参考文献

[1]汪子嵩, 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王晓朝,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97-200.

[3]王弼集校释:下册[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0:609.

[4]亚理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262.

[5]Baldwin C S.Ancient Rhetoric and Poetics[M].West-point:Green wood, 1971:3.

[6]Lamberton R.Homer the Theologian[M].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23.

[7]柏拉图全集:第三卷[M].王晓朝,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8]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诗论[M].颜一,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一卷[M].王才勇, 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583

[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41.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296.

3.语言哲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研究 篇三

语言哲学 教师话语 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

教师话语研究初期围绕教师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特征，继而涉及教师言语的各个层面，即教师的全部言语活动。国内研究从对教师话语的调查实证性分析（周星，周韵，2002），到教师语言的语用视角分析（汤燕瑜，刘绍忠，2003），再至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下的教师话语特征及其语用功能研究（娄惠茹，2010）等，研究深度和广度俱佳。然而，当前成果各站枝头，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教师话语的研究与实践是课堂教学的重点，提高课堂组织水平，必然要对教师话语的各个要素做出综合而系统化的思考，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动态的教师话语研究体系是汇集各家研究成果，促进教育水平质变的基础，而哲学思想的引入是宏观构建这一研究体系的有力手段。

一、维氏的语言哲学思想

维氏的思想曾转变巨大，他否认了自己前期的语言图像论，转而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用途，其思想从本质主义演变到非本质主义。维氏后期的思想异常丰富，以下仅简述与语言相关的若干观点。

1.语言游戏论

“语言游戏论”是维氏后期的重要思想，在《哲学研究》中，维氏把语言及和语言相关的活动泛称为“语言游戏”，因为语言行为和日常游戏有广泛存在的本质共性，这种提法其实是对语言的一次隐喻。

维氏主张要在使用中去理解语言，不能脱离语境，并遵守“游戏的规则”。语言建构规则，规则限制语境，语境定义意义，意义反作用行为[1]。语言和人类行为的中介是形式繁多的“游戏规则”，每一种对话都是在实践一种语言游戏，并受限于一种具体的语境和规则。规则的种类无法穷尽，因为语言游戏的类型繁多。因此，语言的使用也无定式，这就如同对弈，残局中当惜子如金，胶着时亦可弃子取势，情境变，则规则动。此外，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语言游戏不是单一个体，而是层叠共生的复杂系统。语言游戏之间相互包容，相互转化，游戏参与者要遵守规则，也可改变规则。

此外，语言游戏的参与者不仅是说话者自己，还包括听话的他者；语言游戏的主体对象不仅是语言行为，还指语言表达所引起的其他反应。换句话说，语言游戏是一个由语言参与者、语言行为和对语言引起的相关反应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2]。可以说，语言游戏是言语生活的高度抽象。

2.生活形式

“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的理论背景，它指人类共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共同行为和生活习惯等[3]。“生活形式”意在强调共性，而非个体即时的思想状况，这是“语言游戏”存在的基础，语言活动来自生活，而语言游戏的规则也源于其中。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世界”、在《关于颜色的评论》中的“环境”都投射了维氏关于“生活形式”的概念。在维氏看来，“语言游戏”的进行是在生活形式中的动态过程，语言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平衡中的研究客体。

3.家族相似性

“家族相似性”指出，在家族中，成员的体貌、性情等特征相似又相异。这种特征对于认识事物尤其是认识“语言游戏”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借鉴意义。每一个“语言游戏”和其他游戏存在共性，也存在区别，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其共同的状态就像一个家族，既有可辨认的共性，又有相区别的个性。

4.私人语言

“私人语言”描述个体感受和内心体验的言语，它是私人的，任何他者都不可能洞悉，也不能准确传达[4]。维氏曾用这个词去指责各哲学流派各自使用自己的哲学语言，却不考虑他者的接受，而哲学界的观点分歧正是由反应相同哲学话题的不同语言诠释所导致。他认为哲学研究要转向对生活语言如何反应哲学本质的探讨，而非生活化的私人语言正是最大的障碍。私人语言遵循的是私人的“语言游戏规则”，不能被他人所认知，但游戏不能只有一个人参与，规则游戏也必须顾及所有参与者。因此，对“私人语言”的否定正是对“语言游戏”的肯定。

二、维氏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教师话语

1.教师话语——课堂“语言游戏”

语言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的媒介，教师话语“语言游戏”复杂多变，内部相互影响。伯恩斯坦认为，教师话语中，管理话语是第一位的，它界定了教与学的社会关系，确定了知识传递方式、师生角色、课堂秩序中哪些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采纳的，即“管理话语产生了知识传授话语中的秩序[5]”。教师话语中的课堂管理话语和知识传授话语分别是独立的“子游戏”，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却目的相同，即完成课堂教学。此外，“语言游戏”还可以是师生的认知互动，书本上的求证假设，也可是实践中的反思内省。广义上，它甚至包括动机激发、学生自我效能感引导等心理学实践。教师话语不能僵化于一个规则，而应针对每个“子游戏”确立不同的“游戏规则”，教师话语的构建才能言之有物，可供实践。但是，这些规则并非事先规约就可以完全实现，甚至无法事先约定。依维氏看，“语言游戏”的双方开始游戏时，并非对规则了如指掌，也不是了解规则的“游戏者”就能胜利，而灵活实践规则才关键。课堂上，“游戏规则”的建立是师生互动和课程开展的基础，课堂是开放的，知识是动态的，学生是多层次的，教师话语应不断校正预设规则，维护课堂“语言游戏”的动态平衡。

2.教师话语中的“生活形式”

维氏曾用对弈类比“语言游戏”，因为棋局规则要靠对弈游戏本身来显现。知识习得，不是通过学习“学习规则”来获取，而是通过参与课堂“语言游戏”来积累。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习者去深入语境思考，使抽象的知识与具体的生活相符，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的质疑精神，因为对与错是相对的，是依据不同生活场景互相转化的，课堂上的正误推理未必是永恒的判断。教师要引导学生将视野从课堂小“生活形式”扩展到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大“生活形式”中，教师话语只是知识的浓缩和概括，而知识的演绎和内化则必须要在课堂外的“生活形式”中去寻找契机。因此，教师话语要充当课堂和生活间的“桥梁和纽带”，构建路径并指引方向，停止灌输而去重建学生的求知和质疑精神。

3.教师话语的家族相似性

教师话语和生活形式下的其他话语具有家族相似性，它和其他的“语言游戏”相互层叠，并不孤立。“教师话语本质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在家族相似性的视角下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在维氏看来，一种“语言游戏”和其他游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界限，即没有只发生在课堂上和师生间而不出现在其他生活场景中的话语，教师话语仅是生活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们不应该关注教师话语是什么，而应关注教师话语为什么又如何在课堂语境下获得不同于其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

教师话语本身是一个“语言游戏”体系，其内部各“子游戏”之间也拥有家族相似性。各“子游戏”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教师与学生间话语行为准则和认知方式是相对稳定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形态。那么，课堂上“语言游戏”的进行不能死板地遵循固定的约束，而应与社会生活的大语境相结合，建立一套动态平衡的话语规则体系。

4.课堂“语言游戏”中的私人语言

既然私人语言被维氏认为是“语言游戏”存在的障碍，那么教师就要极力避免用私人语言去进行授课，即不要只用自己的话语逻辑去讲解却忽视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不要只建立符合自己习惯的课堂行为规则却忽视了规则的可执行性。要做到避免私人语言，其实只需时刻关注课堂的“游戏性”，即课堂不是教师的，也不是学生的，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一场活动。放弃私人语言，意味着去使用日常语言，讲学生听得懂的话，建立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行为模式。

三、语言哲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体系

教育活动和语言本身与其运用形式密切相关，对于教师语言的研究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而教育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为重视语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语言游戏”的哲学思想为教师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且研究发现这些思想之间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本身自成体系，这使教师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加系统而完善。

图1 教师话语体系示意图

如图1所示，教师话语体系可理解如下：

首先，课堂上所进行的语言行为及由语言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是“语言游戏”。游戏的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游戏的语境是课堂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形式，它们约束了“语言游戏”参与双方的认知方式、言语策略，使教师话语有了客观分析基础。教师根据生活形式制定“游戏规则”，学生遵守“游戏规则”，同时，教师和学生也都受“游戏规则”的反作用。教师话语在这样的体系中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教师话语体系是动态的。“游戏规则”是语言游戏的保障，而规则的存在由教师和学生，及其约束他们的生活形式共同决定。生活形式在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变化，教学内容和目标也在变化，因此这个体系处在动态平衡状态中。学生对语言游戏的成功与否有重要意义，他们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也决定语言游戏的规则，并反作用于教师的话语行为。因此，教师话语体系没有绝对的模式，只有相对的平衡，教师要不断调节这个系统的有效性，使它不脱离生活实际而空谈理论，不能只侧重教师而牺牲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只侧重灌输而做人云亦云的“点读机”。动态平衡才能使这个系统有自我修正潜力，才能使游戏的参与者都从中收益。

再次，教师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语言游戏”，而“家族相似性”决定了它的多元性本质。课堂“语言游戏”中“子游戏”的数量是没有穷尽的，它应该涵盖课堂上以语言为媒介的所有行为，它们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实践对象。这些“子游戏”的存在形式是以家族为模式的，这给否认传统二元对立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只有好与坏的区别，思考方式也没有绝对的正误，教学结果的评价也不能只看成绩的优良，多元化思考方式应是教师话语实践的出发点，而“家族相似性”要求教师话语的实践要尊重这种共性，并深入探讨每个“子游戏”的个性，客观地开展“语言游戏”。

最后，教师话语体系是一个整体，“私人语言”是破坏整体的因素。“私人语言”是应该摒弃的，因为它们不具备相似性的基础，也无法被游戏的对方了解，它的存在会使体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受到影响。因此教师不能只讲属于自己话语，教学活动也不能只是按照教师的意愿开展，否则，“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

教师话语肩负着启发思维、激发动机、培养学习策略等重要任务，但对于不同的目标，教师话语在构建中遇到了本质不清、意义不明的瓶颈。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对教师话语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梳理。在简述维氏关于“语言游戏”的重要思想后，分析了每一种思想对于教师话语构建的指导意义，并在最后为教师话语构建了一个动态平衡体系，这有助于理清教师话语的影响因素、核心意义和主要任务，认清其客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这个系统的是开放的、相对稳定而有自我修复力的。教师话语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和完善，有效的教师话语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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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6）.

[2][4]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嘉明.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与“生活形式”.哲学研究，1997（1）.

[5] Bernstein B.Class，Codes and Control：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London：Routledge，1990.

[作者：刘家嘉（1981-），男，天津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杨 子】

3.教师话语的家族相似性

教师话语和生活形式下的其他话语具有家族相似性，它和其他的“语言游戏”相互层叠，并不孤立。“教师话语本质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在家族相似性的视角下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在维氏看来，一种“语言游戏”和其他游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界限，即没有只发生在课堂上和师生间而不出现在其他生活场景中的话语，教师话语仅是生活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们不应该关注教师话语是什么，而应关注教师话语为什么又如何在课堂语境下获得不同于其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

教师话语本身是一个“语言游戏”体系，其内部各“子游戏”之间也拥有家族相似性。各“子游戏”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教师与学生间话语行为准则和认知方式是相对稳定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形态。那么，课堂上“语言游戏”的进行不能死板地遵循固定的约束，而应与社会生活的大语境相结合，建立一套动态平衡的话语规则体系。

4.课堂“语言游戏”中的私人语言

既然私人语言被维氏认为是“语言游戏”存在的障碍，那么教师就要极力避免用私人语言去进行授课，即不要只用自己的话语逻辑去讲解却忽视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不要只建立符合自己习惯的课堂行为规则却忽视了规则的可执行性。要做到避免私人语言，其实只需时刻关注课堂的“游戏性”，即课堂不是教师的，也不是学生的，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一场活动。放弃私人语言，意味着去使用日常语言，讲学生听得懂的话，建立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行为模式。

三、语言哲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体系

教育活动和语言本身与其运用形式密切相关，对于教师语言的研究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而教育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为重视语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语言游戏”的哲学思想为教师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且研究发现这些思想之间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本身自成体系，这使教师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加系统而完善。

图1 教师话语体系示意图

如图1所示，教师话语体系可理解如下：

首先，课堂上所进行的语言行为及由语言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是“语言游戏”。游戏的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游戏的语境是课堂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形式，它们约束了“语言游戏”参与双方的认知方式、言语策略，使教师话语有了客观分析基础。教师根据生活形式制定“游戏规则”，学生遵守“游戏规则”，同时，教师和学生也都受“游戏规则”的反作用。教师话语在这样的体系中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教师话语体系是动态的。“游戏规则”是语言游戏的保障，而规则的存在由教师和学生，及其约束他们的生活形式共同决定。生活形式在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变化，教学内容和目标也在变化，因此这个体系处在动态平衡状态中。学生对语言游戏的成功与否有重要意义，他们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也决定语言游戏的规则，并反作用于教师的话语行为。因此，教师话语体系没有绝对的模式，只有相对的平衡，教师要不断调节这个系统的有效性，使它不脱离生活实际而空谈理论，不能只侧重教师而牺牲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只侧重灌输而做人云亦云的“点读机”。动态平衡才能使这个系统有自我修正潜力，才能使游戏的参与者都从中收益。

再次，教师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语言游戏”，而“家族相似性”决定了它的多元性本质。课堂“语言游戏”中“子游戏”的数量是没有穷尽的，它应该涵盖课堂上以语言为媒介的所有行为，它们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实践对象。这些“子游戏”的存在形式是以家族为模式的，这给否认传统二元对立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只有好与坏的区别，思考方式也没有绝对的正误，教学结果的评价也不能只看成绩的优良，多元化思考方式应是教师话语实践的出发点，而“家族相似性”要求教师话语的实践要尊重这种共性，并深入探讨每个“子游戏”的个性，客观地开展“语言游戏”。

最后，教师话语体系是一个整体，“私人语言”是破坏整体的因素。“私人语言”是应该摒弃的，因为它们不具备相似性的基础，也无法被游戏的对方了解，它的存在会使体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受到影响。因此教师不能只讲属于自己话语，教学活动也不能只是按照教师的意愿开展，否则，“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

教师话语肩负着启发思维、激发动机、培养学习策略等重要任务，但对于不同的目标，教师话语在构建中遇到了本质不清、意义不明的瓶颈。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对教师话语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梳理。在简述维氏关于“语言游戏”的重要思想后，分析了每一种思想对于教师话语构建的指导意义，并在最后为教师话语构建了一个动态平衡体系，这有助于理清教师话语的影响因素、核心意义和主要任务，认清其客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这个系统的是开放的、相对稳定而有自我修复力的。教师话语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和完善，有效的教师话语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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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6）.

[2][4]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嘉明.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与“生活形式”.哲学研究，1997（1）.

[5] Bernstein B.Class，Codes and Control：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London：Routledge，1990.

[作者：刘家嘉（1981-），男，天津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杨 子】

3.教师话语的家族相似性

教师话语和生活形式下的其他话语具有家族相似性，它和其他的“语言游戏”相互层叠，并不孤立。“教师话语本质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在家族相似性的视角下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在维氏看来，一种“语言游戏”和其他游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界限，即没有只发生在课堂上和师生间而不出现在其他生活场景中的话语，教师话语仅是生活语言游戏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我们不应该关注教师话语是什么，而应关注教师话语为什么又如何在课堂语境下获得不同于其他语境下的特殊意义。

教师话语本身是一个“语言游戏”体系，其内部各“子游戏”之间也拥有家族相似性。各“子游戏”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教师与学生间话语行为准则和认知方式是相对稳定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形态。那么，课堂上“语言游戏”的进行不能死板地遵循固定的约束，而应与社会生活的大语境相结合，建立一套动态平衡的话语规则体系。

4.课堂“语言游戏”中的私人语言

既然私人语言被维氏认为是“语言游戏”存在的障碍，那么教师就要极力避免用私人语言去进行授课，即不要只用自己的话语逻辑去讲解却忽视学生的实际认知规律，不要只建立符合自己习惯的课堂行为规则却忽视了规则的可执行性。要做到避免私人语言，其实只需时刻关注课堂的“游戏性”，即课堂不是教师的，也不是学生的，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一场活动。放弃私人语言，意味着去使用日常语言，讲学生听得懂的话，建立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行为模式。

三、语言哲学视角下的教师话语体系

教育活动和语言本身与其运用形式密切相关，对于教师语言的研究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而教育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为重视语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语言游戏”的哲学思想为教师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且研究发现这些思想之间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本身自成体系，这使教师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加系统而完善。

图1 教师话语体系示意图

如图1所示，教师话语体系可理解如下：

首先，课堂上所进行的语言行为及由语言所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是“语言游戏”。游戏的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游戏的语境是课堂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形式，它们约束了“语言游戏”参与双方的认知方式、言语策略，使教师话语有了客观分析基础。教师根据生活形式制定“游戏规则”，学生遵守“游戏规则”，同时，教师和学生也都受“游戏规则”的反作用。教师话语在这样的体系中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次，教师话语体系是动态的。“游戏规则”是语言游戏的保障，而规则的存在由教师和学生，及其约束他们的生活形式共同决定。生活形式在变化，教师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在变化，教学内容和目标也在变化，因此这个体系处在动态平衡状态中。学生对语言游戏的成功与否有重要意义，他们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也决定语言游戏的规则，并反作用于教师的话语行为。因此，教师话语体系没有绝对的模式，只有相对的平衡，教师要不断调节这个系统的有效性，使它不脱离生活实际而空谈理论，不能只侧重教师而牺牲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只侧重灌输而做人云亦云的“点读机”。动态平衡才能使这个系统有自我修正潜力，才能使游戏的参与者都从中收益。

再次，教师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语言游戏”，而“家族相似性”决定了它的多元性本质。课堂“语言游戏”中“子游戏”的数量是没有穷尽的，它应该涵盖课堂上以语言为媒介的所有行为，它们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实践对象。这些“子游戏”的存在形式是以家族为模式的，这给否认传统二元对立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学生的课堂表现不应只有好与坏的区别，思考方式也没有绝对的正误，教学结果的评价也不能只看成绩的优良，多元化思考方式应是教师话语实践的出发点，而“家族相似性”要求教师话语的实践要尊重这种共性，并深入探讨每个“子游戏”的个性，客观地开展“语言游戏”。

最后，教师话语体系是一个整体，“私人语言”是破坏整体的因素。“私人语言”是应该摒弃的，因为它们不具备相似性的基础，也无法被游戏的对方了解，它的存在会使体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受到影响。因此教师不能只讲属于自己话语，教学活动也不能只是按照教师的意愿开展，否则，“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

教师话语肩负着启发思维、激发动机、培养学习策略等重要任务，但对于不同的目标，教师话语在构建中遇到了本质不清、意义不明的瓶颈。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对教师话语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梳理。在简述维氏关于“语言游戏”的重要思想后，分析了每一种思想对于教师话语构建的指导意义，并在最后为教师话语构建了一个动态平衡体系，这有助于理清教师话语的影响因素、核心意义和主要任务，认清其客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这个系统的是开放的、相对稳定而有自我修复力的。教师话语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和完善，有效的教师话语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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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6）.

[2][4]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嘉明.维特根斯坦的“确定性”与“生活形式”.哲学研究，1997（1）.

[5] Bernstein B.Class，Codes and Control：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London：Routledge，1990.

[作者：刘家嘉（1981-），男，天津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4.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 篇四

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

语言是哲学之思的重要对象.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孔子对语言哲学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讨论,既对语言之为文化载体及其教化功能有所意识,又揭示了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条件;不仅提出操作论的意义理论,而且对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本文在重构孔子语言哲学的同时,也对其中所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初步的引申和发挥.

作 者：晋荣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62 刊 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2) 分类号： 关键词：孔子   语言哲学   教化   对话   意义   名言   道  

5.【语言哲学】德里达的语言哲学 篇五

摘要：科学解释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亨普尔的“演绎—律则”（D—N）模型和“归纳—统计”（I—S）模型，二者合称为“覆盖率”模型，这被认为是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本文将介绍覆盖率模型的建立及其遇到的困难，给科学解释寻找新的进路。

关键词：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亨普尔；新的进路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vering-law model

Abstract: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 and inductive-statistical model are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covering-law model.This is considered the standard model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vering-law model , in order to find a new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nto the road.Key Words: Scientific explanation;The covering-law model;C.G.Hempel;New approach

科学解释一直是科学哲学领域长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因为科学不仅仅是描述自然现象，更重要的是解释自然现象，发现其中包含的自然规律。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构建一个合理的解释模型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1948年，亨普尔（C.G.Hempel）和奥本海默（P.Oppenheim）合写的名为《解释的逻辑研究》中提出“演绎-律则“（deductive-nomological)即D-N模型，1962年亨普尔又提出的“归纳-统计”（inductive-statistical)即I-S模型。由于D-N模型和I-S模型都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普遍规律（或统计规律），因此，合称为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型，意指在科学解释中援引的定律覆盖或包含了被解释项的内容，覆盖率模型被成为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下面对覆盖率模型的建立、困境、出路逐一作出具体阐述。一． 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的提出 1.科学解释建立需要满足的条件

科学解释包括Explanandum被解释项和Explanans 解释项，但是建立一个科学解释仅有这两项是不够的，还需要满足相关的一些条件。

作者在《解释的逻辑研究》中就谈到了科学解释建立需要满足的条件，具体如下：

（1）Explanandum被解释项必须是Explanans 解释项的一个逻辑后承。（2）Explanans 解释项必须包含普遍定律，而且这些定律必须满足对Explanandum被解释项的衍推性要求。

（3）Explanans 解释项必须具有经验内容，它至少在原则上必须能被实验或观察所检验。

以上是科学解释建立的逻辑性条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亨普尔的观点:解释就是论证；解释中的论证即意味着Explanandum被解释项可有普遍率导出；由此决定了解释与预见在逻辑上同构，区别仅在于其实用目的不同，或实际推演与被解释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不同。（4）构成Explanans 解释项的语句必须是真的。

这一条是科学解释建立的经验条件。2．“演绎-律则“（deductive-nomological)即D-N模型的提出

通过分析大量解释事例以及对上述结论的思考，他们认为在科学解释中，Explanans 解释项中的定律是全称形式的，Explanans 解释项与Explanandum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是演绎的。一个解释可以理解为一个演绎论证，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模型称为解释的“演绎-律则”（deductive-nomological),即D-N模型，它的一般形式是：

就这样，他们把科学解释及其过程完全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一个精确的、严格的关于科学解释的形式理论。

3．“归纳-统计”（inductive-statistical)即I-S模型的提出

但是在日后的研究中，亨普尔发现那些全称普遍的规律，只是自然律的一种，这个模型没有考虑统计规律，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现象是统计的，因此，在1962又提出了“归纳-统计”（inductive-statistical)即I-S模型。二者合称为覆盖率模型，被认为是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4． 对覆盖率模型的完善

在D—N模型和I—S模型的基础上，亨普尔又进一步思考，即使在Explanans 解释项含有统计形式的定律时，Explanans 解释项与Explanandum被解释项也有可能是演绎相关的，与此对应的解释模型应该是“演绎统计模型”（the deductive—statistical model），简称D—S模型。需要指出的是，I—S模型的Explanandum被解释项是关于Explanans 解释项中统计定律所涉类中一给定个体成员的一个单称陈述，而D—S模型的Explanandum被解释项是与Explanans 解释项中统计定律密切相关的一类现象的概率陈述。可以说，D—S模型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覆盖率模型。

二． 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遇到的困难

从方法上看，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型所使用的方法是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从内容上看，两个模型都强调定律的重要性，亨普尔之所以称它为“覆盖率模型”，就是为了强调普遍性定律和统计性定律在科学解释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亨普尔是经验主义者，而且是早期的逻辑经验论者，所以在认识科学解释这个问题时，只注重逻辑形式的分析，而忽略了Explanans 解释项与Explanandum被解释项之间除逻辑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相关。

归纳覆盖率模型遇到的困境，可概括如下： 1． 关于理想化的论据和实际解释之间关系的困难 1974年Ardon Lyon提出的金属受引力作用的解释反例:

所有金属都导电 ··· ○所有导电体都受引力作用 ··· ○2

———————————————

所有金属都受引力作用

···

○3

这是对D—N模型的反例。我们从上述可以看出，由○1和○2确实演绎推导除了○3，而且○2又是定律，○1和○2在原则上完全可由实验或观察来检验，完全符合D—N模型的要求。但是金属并不是因为其导电才受到引力作用，前提和结论解释不相关。可见D—N模型陷入了解释相关性的困扰。亨普尔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中，例举了虹的物理解释，虹的现象是作为太阳的白光在诸如产生云层中的球形水滴中的反射和折射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个说明用有关光的光学定律表明，每当喷雾和薄雾水滴为观察者后面的强烈白光所照亮时，就会预期到虹的出现。因此，即使我们从未见过虹，由物理说明所提供的解释性知识，也会构成很好的根据来预期或相信虹将在特定环境下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解释相关性要求：所引证的解释性知识提供了很好的理由来使人相信被解释的现象确实会发生或者真的已经发生过。2． 解释与预测的对称性困扰

标准解释模型认为解释与预测是对称的，它们在逻辑结构上是同一的，预测是潜在的解释，解释是已知的预测，它们之间只是知识状态的不同。但是对于这样的说法，很多人提出了质疑，1966年Sylvain Bromberger提出了旗杆和影子的反例：

一旗杆立于一平地上，当给定太阳方位和旗杆高度时，我们可以根据光线直线传播定律等，推出阴影的长度。类似，当给定太阳方位和阴影长度时，我们可以推出旗杆的长度。两者都符合D-N解释模型，但是阴影的长度并不能解释旗杆的长度。

这个例子推翻了亨普尔提出的解释与预测的对称性，而且我们知道，当A解释了B时，B不能解释A，否则便是循环论证和因果反向，所以解释应该是单向的、非对称的。但是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D—N模型存在这样的困扰，而且是它自身消除不了的。3． 无需定律的困扰

在科学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无须定律的解释实例，例如1959年H.Scriven 提出的威廉大帝不入侵苏格兰的反例：

对于此的解释可以这样阐述，威廉大帝不想占领苏格兰的土地，而只是想通过打败苏格兰王使他效忠自己从而巩固北方边界。

这个解释不含任何定律，所以覆盖率解释模型并非普遍适用。在D—N模型中，规律起了本质的作用，而现在这个本质的作用被取消了，这就对覆盖率模型提出了挑战。4． 统计解释模型的高概率困扰

亨普尔认为，如果前提并不能给结论以高概率支持，其理由的解释力就会削弱，所以就不能算作真正有效的解释。但是，对于此问题，很多人又提出了质疑，1986年Salmon提出了心理治疗反例：

许多患有N型神经官能症病人经过心理治疗都痊愈了

··· ○1 琼斯患有N型神经官能症并经过了心理治疗

··· ○2

琼斯痊愈了

···

○3 N型官能症有一个特点，患者即使不接受治疗也会自动痊愈。所以，无论患者是否接受过心理治疗，最后都会痊愈。所以这里的概率r是高还是低，都不能按上述解释琼斯的痊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统计解释的高概率要求不是解释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解释的必要条件。三．科学解释模型的新进路

覆盖率模型遇到的困难，是其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针对以上所述的这些问题，很多科学哲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解决的进路，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条。1． 本体论进路

针对覆盖率模型的对称性困扰，萨尔蒙（Wesley Salmon）认为这需要因果关系来解决，他指出解释不是论证，解释就是要阐明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他因此倡导并建立了解释的因果相关（causal relevance）即C-R模型，提出了科学解释的一条本体论进路。

萨尔蒙的C—R模型使低概率事件成为可解释的，还使无因果关系的解释项被排除。C-R模型似乎更符合科学和日常生活中一些重要类型的解释，但是因果解释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可以说，因果理论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不用逻辑论证关系替代，又不让形而上学实体渗入关于因果性本身的说明。那么，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关于不可观察对象之理论的实在论信念。2． 认识论进路

沿着亨普尔开辟的认识论路线，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把目光转向了语境和语用，继续修正改进它。在他看来，解释理论面对的两大难题是有些事件不可解释，有些论证不符合直觉的解释观念。他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以对萨尔蒙的因果理论的批评为基础的，反实在论是他整个理论的根据。他强调“语境”的概念，重视解释语用学。他认为相关性本身是语境的一个功能，但是有人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假如没有对它的相关性概念进行约束，那么解释就会变得十分随意。基彻(Philip Kitcher)对科学解释的统一模型做了很好的论证，他认为统一解释能够避免标准解释模型的不对称、不相关等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解释的对称与否是依赖于语境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这条进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标准模型的解释力，可以说，认识论进路在科学解释的研究领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3． 模型论进路

以赫西（Mary B.Hesse）、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和哈瑞（Rom Harre）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亨普尔对科学解释本质的理解有误，必须构造出一个模型，而不是用规律来推出现象。事实上，我们在进行科学解释中，用的可能是类比推理，而模型论进路主要就是根据模型的类比、隐喻功能进行科学解释。

他们认为其他科学解释模型都依赖于自然律，反对把科学解释的任务归结到规律身上。覆盖率模型的范围有些小，在各个科学领域，理论系统十分繁杂，这样看来，覆盖率模型显得十分单薄。但是在研究模型论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模型与实际的关系，要保证模型的恰当性。

【参考文献】

[1]亨普尔著，张华夏译.自然科学的哲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P75~76 [2]张华夏.科学解释标准模型的建立、困难与出路[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19(1).[3]齐磊磊.科学解释的模型论进路[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4(7)[4]Philip Kitcher.Explanation[J] [5]Carl G·Hempel.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J] [6]杨连菊.乔光云.谈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J].哲学百家.2006（11）

6.西方语言哲学的必由之路论文 篇六

1语言哲学的研究历史

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知觉通过逻各斯成为思想，思维和语言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古代哲学注重本体论，而到了20世纪，哲学开始经历语言转向，它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场革命。语言哲学是由分析哲学推动，在布尔·弗雷格建立的现代逻辑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fBergman)在其著作《逻辑与实在》(LogicandReality)中第一次提出“语言学转向”这一概念。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罗素(BertrandRussell)、海德格尔(MartinHeridegger)等人真正推动了这场哲学的历史性转变。其中，维特根斯坦是当之无愧的、贡献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2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思想对译学的启示

2.1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思想被誉为分析哲学“精神之父”的维特根斯坦于1922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在书中，他用“图像说”(PictureTheory)来阐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写到:“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图像是实在的一种模型，图像是一种事实;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思想在命题中得到了一种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达，被使用的、被思考的命题记号即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体即是语言”(维特根斯坦a:25-41)。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事实)与语言是一一对应的，即能被语言命题的都能说出来，不能被说的只能被显示。他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对象的总和。同样，语言是命题而非名称的总和。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章中，维特根斯坦写到:“对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2012a:105)。2.2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思想给译学实践带来的启示与困惑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坚持逻辑原子主义观。他认为，命题是思想的表述，有命题才有意义。简单说来，在语言活动中，语言的规则就是逻辑规则，它们有非常严密的使用系统。语言先于人类活动，并预先设定词语的意义，语言与人的活动和实践无关，人的实践活动不能改变语言的规则。“定义是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规则。凡是正确的记号语言都应该按照这种规则可以翻译为其他任何一种语言:这一点是一切正确的记号语言所共有的。”(维特根斯坦2012a:40)维特根斯坦的前期语言观与奥古斯丁的语言观颇为相似。奥古斯丁认为，符号或词语是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语言在符号和对象之间建立规则性联系，词语的意义即是它所指的对象。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使用的共同性称为“定义”(Witt-genstein:21)。他认为，表达同一对象的不同语言间的词语一定是可以被译出来的，而它们的意义也是对等的。如英语符号的“snake”可以等值地口译为汉语的“蛇”，因为英国有snake这个对象，而汉语也有“蛇”这个对象，它们所表述的意义是对等的。但对于经验外的东西，译员却是不可以翻译的.。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也为译员从事口译活动增添了诸多困扰。在他的图像理论看来，词语组成命题，而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构成命题的意义。一个命题在经过翻译之后，它的形式极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不再成为一个命题。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有“可说之事”的“说”才可以翻译，对于“不可说之事”的“说”是不可以翻译的。

3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对译学的启示

3.1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观1953年，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安斯康姆和里斯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因多种原因未出版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书中提出一系列与《逻辑哲学论》截然相反的语言语义观和概念，引起了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变革。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以“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为核心，把语言视为生活形式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s)的语言游戏。他认为，人们只能在语言的使用中去理解语言的规则，并由此得出意义判断的标准。在此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要探究语言自身的特性，就必须以语境为依托，语言是没有本质可言的，人类所操纵的各类语言不过是语言游戏的各种形式而已。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维特根斯坦在其《蓝皮书和棕皮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游戏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是“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Wittgenstein1958:67)。在《哲学语法》一书中他说，一个小孩在学习“或许”这个词用法的时候，这个小孩或许会说出他从一个大人那里听到的一句话“她或许回来”，并以同样的语调说出了它，“这就好比说是一个游戏”(维特根斯坦2012b:37)。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就让词语的使用者来告诉你它们的意义吧!”(Wittgenstein1995:220)他主张语言的原始形式是跟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场景中，语言的使用才有意义，离开语言使用的特定的“场”，语言是没有意义的。3.2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为译学实践提供哲学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以“语言游戏说”取代了其之前的“图像理论”。在语言游戏理论中，他不再坚持语言与世界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将语言活动比喻为下棋游戏。“语言游戏论”将语言视为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整体，拥有不断变化和更新的能力，可以依据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变化，语言可以脱离于事实。语言与事实无关，而只与语言的使用者有关，即为语言的“在场”与“不在场”。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与棋类游戏是一样的，说话者不会关注词句是否符合事实，而只会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遵循了预先确定好的语言规则。正如人们在下棋的时候不会关心棋子是什么，而只会在意下棋者是否按照弈棋的规则走棋子了没有一样。口译这一20世纪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何确立一个好的口译质量评估体系是困扰国内外学者的难题。20世界80年代，以塞莱斯科维奇(D.Seleskovitch)和勒代雷(M.Lederer)为代表的巴黎释意派在为口译译员进行培训时，提出了“释意模式”，即先理解原文，再脱离原语语言形式，最后用译语表达理解原语的内容和感情(Seleskovitch&Lederer1995)。他们认为，口译不能拘泥于原语文字形式，而应将语义作为口译核心的观点，引起了口译界的一次革命。我国的著名学者刘和平、刘宓庆、蔡小红、鲍刚等也围绕着口译的释意主题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刘和平出版了《口译技巧———思维方法和口译推理教学法》;刘宓庆出版了《口笔译理论概述》;鲍刚的专著《口译理论概述》问世;蔡小红的《口译评估》一书出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鲍晓英老师在20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联合上外英语学院共同举办的“国际口译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口译实践、教学与研究会议”上宣读了题为“口译标准“信”的实践———记忆心理学在口译中的应用”的论文，以探讨口译的实践标准。但诸多研究，总给人以缺乏强有力的哲学支撑的感觉。今天再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我们可以从这部永恒的辩证法著作中为口译、口译质量和口译活动的可实践性找到一些哲学的依据。3.21语言游戏论与口译的实践性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谈论语言问题时主张语言的意义应该在使用中体现，各种语言活动必须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这为口译活动提供哲学理据。口译是人类一项特殊的跨语言交际活动，口译实践过程也是一个游戏的参与过程。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参与者必须遵循口译活动的相关规则。而口译译员要出色地完成任务，把握说话人的语义，就必须了解影响口译的各类因素，确立口译语言游戏的参与规则，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并传递原语欲表达的现实或意义”(Seleskovitch&Lederer1995:22)。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论中一直强调，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他看来，语言和语言交流被嵌入到以人类为主题的群体生活中，并适用于由个体所组成的各个历史群体。这些个体又经由语言这一媒介的共同实践而融为一个整体，语言的共性为所有参与语言活动的个体提供交流的平台。人们要把握语言的意义，就要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进行实践，这就好比一个口译译员去完成不同的口译任务，所有的口译任务都代表着不同生活实践的语言游戏，如公司庆典、商务谈判、开业典礼、毕业典礼、欢送会、记者招待会、国际会议，等等。这些口译活动都是不同的文化场景，口译译员的任务是使互不通晓对方语言的谈话双方得以思想交流，完成沟通行为。可见，口译实践活动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因自身的口语性、及时性、互动性而使这项语言游戏体现出复杂性和高强度性。3.22“意义即使用”与口译语言游戏的在场与不在场“意义即使用”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一节中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他断言，“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不问意义，只问使用，这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语言哲学观。语言的使用就是要在场，离开语言的使用，谈论意义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场”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德里达(JacqueDerrida)提出来的。在场论认为，语言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存在就是在场，不存在即不在场，这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的观点一致。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认为，理解一种语言的意义不取决于说出它的那一刻所产生的事实，而取决于当时环绕它的、由实际的和潜在的语言用法构成的不确定的视域。意义存在于构成言语事件的用法中，为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所组成的更大的背景所揭示(Wittgen-stein1958:80)。在口译过程中，交际双方话语的含义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口译译员对语义的提取是一个多层次、自动化和共时加工的过程(鲍刚:128)，具有当下性特征。一个出色的口译译员在口译过程中要对口译的参与规则有准确的拿捏，不仅要考虑在场的知识，更要结合宏大的不在场知识。维特根斯坦“言与不言”的观点恰好为口译活动的“在场”和“不在场”提供理据。刘宓庆提出口译的不在场因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是传统观念、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刘宓庆:59)。我们则更倾向于把口译的不在场因素理解为口译参与者的一个体系。在口译语言游戏中，发言者和译员是在场的，但口译的可实践性必须要求译员将口译的不在场因素纳入到语义的理解和诠释中(刘宓庆2006:59)。3.23“言与不言”与口译质量评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语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人们只能不完善地显示其理解”，“人们似乎总是只能从远处指向它，接近它，但是绝不能用手触摸它，最后的东西必定没有被说出来”。“理解的表达恰恰是一种不完善的表达。”他还说，理解的东西是“一种缺少某种东西———本质上不可表达的东西———的表达;因为，否则，我可能找到一种更好的表达”。他认为，“谈论一种完善的表达式没有意义”(维特根斯坦2012b:11-20)。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解释诸多有关口译标准的困惑提供宝贵的哲学依据。在口译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中，口译译员往往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境，还会遭遇外行人士的诸多调侃和讽刺。如当一个本国的口译译员因为无法向国人准确地传递该国不存在的某种文化现象时，他会遭到业外人士的怀疑和刁难。可实际的情况是，在不同的国度里，因为文化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地域习俗的不同，一个口译译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找出一个完全对等的词语来描述说话人所要传达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一句话，离开对语言意义的把握，任何口译的标准都是不科学的。正因为谈论一种完善的翻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代译学界应该更多地关注翻译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上应起的作用，以读者期待和原语意义的真实表达作为译学质量评估的科学依据。

4结束语

7.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 篇七

在科学哲学发展史上,马赫(E.Mach)哲学讲座是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的哲学讲座形式,也是形成当前国际间的逻辑实证论的历史基础。玻耳兹曼(L.E.Boltzmann,1844～1906)作为马赫哲学讲座的直接继任者,专注物理学家层面,以自身“哲学病”患者的实践和体会,开展了创造性的形而上学语言研究和语言哲学教学实践,他的语言哲学观体现了一位苦思力索、特立独行、幽默机智、纯真善美、仗义执言的语言哲学启蒙者的形象。目前,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有鉴于此,本文对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作一探讨。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其一是指出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是一种在语言的基点上探索相对独立的科学发展与哲学保持一致张力的见解,说明他科学研究的苦心孤诣,更加耐读的科学心路历程及其以教研治学参与时代的科学关怀,绽放出科学研究中孤独之美。其二是说明他科学活动中善于在对立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表明科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存在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的认知,体现了科学的深层哲学本质和文化内涵。

一语言哲学观形成的背景

马赫哲学讲座作为19世纪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母校维也纳大学特为他设立的一个名为“归纳科学的哲学”讲座,是继奥地利哲学的创建者布伦坦诺(C.Brentano)的哲学讲座之后,历史地产生出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科学哲学教研形式。它一出现便在19世纪的科学与哲学发展中显示了自身独特的意义和影响,并为尔后的科学或哲学发展奠定了一种鲜明的怀疑和批判的思维风格。

玻耳兹曼晚年作为马赫哲学讲座的继任者,是玻耳兹曼成长和发展的确定社会环境给定他在自己最深刻的理论物理方向发展的极限,给出他在科学研究前沿的哲学价值基础的职业道路。

玻耳兹曼基本上是在奥匈帝国度过了他的一生。奥匈帝国的系统和正规的科学或哲学教育对玻耳兹曼的学习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玻耳兹曼在晚年回忆哲学研究的心路时讲到:他曾在中学时代根据英文词典学习休谟(D.Hume)思想,与弟弟开始激烈讨论不同语言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问题,这是他哲学研究皓首当年的头等事件。

特别是玻耳兹曼在维也纳大学物理学院学习物理和数学专业时,学习了十门哲学课,并与他主要的哲学老师、当时十分流行的形式主义美学代表、德国著名美学家赫尔巴特(J.F.Herbart)的信徒齐黙尔曼(R.Zimmermann)经常从课堂的学习进行到课后的恳谈,共同的音乐和艺术知趣彼此常常产生对美学的共鸣。齐黙尔曼的美学当时被人们称为“形式科学”。这些是玻耳兹曼改任哲学教授的直接知识背景。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与其说玻耳兹曼所受的哲学教育本身中不断地萌发出哲学精神,不如说他的哲学精神是19世纪德国科学传统的具体再现。在德国,当时一代心志和才情的德国科学传统代表当数著名生理学家、自然哲学家、柏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及德国物理技术研究所长赫尔姆霍兹(H.V.Helmholtz)。开始走上教学研究两年后的1871年,玻耳兹曼就追随赫尔姆霍兹在柏林大学学习工作,正是赫尔姆霍兹的“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介电常数和单周期系统等研究)留下了玻耳兹曼与赫尔姆霍兹进行电磁学、热力学和力学解释等智识交锋的空间。

玻耳兹曼追随赫尔姆霍兹学习,但并没有使之绝对化。数学方面的精通和理论研究的天赋给玻耳兹曼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语言工具和便利,使他有能力学习和了解困扰许多欧洲物理学家关注的哲人科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电磁学论文和动力学模拟,跟随像赫尔姆霍兹一样的克尼斯伯格(L.Konigsberger)、基尔霍夫(G.R.Kirchhoff)、本生(R.W.Bunsen)等这些具有数学蕴涵的哲人科学家学习,进行系统研读哲学的经典著作,以及玻耳兹曼晚年从“哲学病”患者的角度寻求医疗专家布伦坦诺。玻耳兹曼的学习是理解、领悟和思维,他的思想从诗歌、数学、哲学、逻辑的综合地带或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作家那里,也许比纯粹科学家或纯粹哲学家那里获益更多。这些作家主要有席勒(F.Schiller)、歌德(W.Goethe)、麦克斯韦、康德(L.K.ant)、赫尔姆霍兹、赫兹(R.Hertz)、达尔文(R.Darwin)等。遣词用典看,这种文化的影响更是表露无遗。

玻耳兹曼的教学也表现出语言乐趣品质。他常用一些不寻常的话活跃课堂,比如“非常巨大的小”等。言谈应用范例的加深研究,也同样推动了语用论的研究。讲稿的概念速记方法和理论物理教学中主要方程式的板书特点保留了讲稿的形式,漏掉了一些细节,反映了他的讲稿内容以他的想象方式存在,根据这些形式可重构全部的内容。实际上,这些是玻耳兹曼脱稿讲授的语言品质,是显示他超强的记忆力的基础。

玻耳兹曼最好的工作幽默和热情是一回事。理论是玻耳兹曼科学研究的伦理信念,理论物理学教授是玻耳兹曼最期盼的教职。如1900年,玻耳兹曼改任为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在格拉茨大学校长组织的专门告别会上,他作了“论理论的意义”的答辞,情绪激动地慷慨陈词:理论就是他毕生所代表的思想和行动的理念。

玻耳兹曼对物理学基本问题的兴趣包含着哲学,正式进入哲学领域的理由,只是反对马赫现象论的观点,为原子本体的实在论辩护。1900年转向哲学研究后的玻耳兹曼把电磁学理论重新论述、力学分析和统计物理阐述作为考察、概括和提炼理论体系所存在的语言翻译问题的对象和范围。面对批判学派马赫、奥斯特瓦尔德(F.W.Ostwald)等和力学学派赫尔姆霍兹、赫兹、洛伦兹(H.A.Lorentz)等形成的波澜壮阔或汹涌澎湃的关于物理理论的“语言翻译”言说史,玻耳兹曼需要很多精心的辑佚、钩沉与阐释。电磁学、力学、热力学等科际整合研究的推动下,玻耳兹曼进一步在言语使用的层面和领域中更全面地展示其特有的性质及功能。

对于玻耳兹曼的哲学研究转向,初而被动、继而劝诱,最后甚而高谈阔论。正如他1903年在维也纳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就职演讲中谈到自己最有任职资格的理由:不是因为我曾是否写过逻辑,而是我属于这门科学,在实践上它提供了从事严格逻辑的最好机会。[1]311

玻耳兹曼的哲学讲座第一次开花结果是1904年,维也纳大学最大的礼堂坐满了人,甚至有人站在台阶上、实验室里和房前。听众中不仅包括固定的学生,而且还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甚至政府上层官员。听者的赞许和皇帝的邀请使玻耳兹曼满怀信心。

那是一次最好同时也是走向失落开始的讲座。1904年至1905年期间,玻耳兹曼从自然哲学讲座走向语言哲学讲座,超凡出尘。他的讲座讲了两三次后,听众的减少导致他郁郁寡欢。1904年到1906年的接二连三因抑郁导致偏头痛的哲学问题中断哲学讲授,随后又流连往返。这也正是他矛盾个性的真实体现,是他独创语言哲学观并趋向成熟的环节。

从布伦坦诺到马赫和玻耳兹曼,节节进迫,维也纳大学一直处于哲学讨论的前沿,延伸到了维也纳学派。自1902年玻耳兹曼担任维也纳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及哲学教授后,吸引了聪颖出众、特立独行的学生。使他成为薛定谔(E.Schrodinger)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等科学青年关注的大学者。捍卫了奥匈帝国时期维也纳大学的科学“麦加”尊严。

二语言哲学观的内容

玻耳兹曼对自身科学的研究实践体会:一是物理家思想创造过程中那些形而上学信念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二是科学理论本身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科学理论概念与形而上学范畴之间的关联。使他在以后的哲学发展中特别关注人类创立自然科学历程的分析,理解自然科学实际形成的过程以及它与它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氛和哲学思想风貌的关联,形成了他晚年的语言哲学观内容。

玻耳兹曼重新定义哲学为一种语言学理路,即哲学本质上是语言的,意旨为科学进步哲学要抛弃不适当的形而上学语言问题,目的是把物理学家从受困扰的形而上学问题的精神症状(“哲学病”)中解放出来。[2]92语言哲学观的含义:从事哲学最简单和最经验的方法就是语言和数学分析,这也就是治疗物理认识的途径。这与玻耳兹曼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理想化问题的简单性原则相似,也与大自然的最小量思想不矛盾。

玻耳兹曼对哲学的语言本质定义意味了理解形而上学的由来和演变。形而上学是多义词,传统意义上是本体或实在的理论,康德和实证论者指形而上学超越感觉的不合逻辑的研究。原子的先验思辨方法中,泰勒斯(Thales)、留基伯(Leucippus 或 Leukippo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等的物理主义原子是实在的;经验主义传统中,形式是实在的,即毕达哥拉斯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是实在的;在反对传统哲学中,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哲学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与休谟的怀疑主义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成为最系统的关于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研究的经典。由此演绎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与“科学划界”这两个对立论题。前者指科学是置于哲学之下的形而上学体系。后者如同孔德的实证哲学强调的:科学不依赖神学和形而上学自成一体。

这两个对立论题成为玻耳兹曼语言哲学观的具有摇摆的两个支柱。这种摇摆的症结在于沟通先验或超验的原理和经验的具体之间、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研究结果之间、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与实证主义潮流之间、康德与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与孔德(A.Comte)与马赫为核心的实证主义之间、扎根在古老的学术传统倾向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时代思潮之间对立的两级。

在以上基础上,玻耳兹曼建立了理解形而上学的新框架,即形而上学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密切关联。在这个时期以前,牛顿的物理学基本上支配了整个的自然科学,而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然观则支配了当时的世界观。原子论的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玻耳兹曼的实在论[3]和统计决定论[4]中却被强调得热情激烈。玻耳兹曼的原子模型,无非是气体动力论的总体概念框架的硬核。这种理论模型中形而上学的精致原则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达,即把经验事实与精致原则连接在一起,在科学上说明了经验事实,找到经验规律的“类似物’。

实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的玻耳兹曼体现着自然一致性原则、因果相邻原则和实体永恒性原则。在科学的经验方面,玻耳兹曼强调自然一致性原则和实体原则在形成其方法论中所起的作用。玻耳兹曼指出每一个牢固确定的事实是永远不变的;它至少不可能完全被抛弃,更多得到新事实的扩展或补充。这就是实验物理学的发展总是没有跳跃式过程的缘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或骚动的理由,某个被看成是经验事实的东西很少发生后来是错误的情形,甚至即使发生了错误,这个错误随时被清除掉,以致不会让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大厦产生严重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玻耳兹曼指出了语言哲学观是摆脱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与科学划界二律背反的出路。玻耳兹曼认为在科学的发现阶段科学中形而上学具有协调力量的价值。正是由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框架具有组织信念的功能,在旧理论的追随者与全新概念的倡导者之间斗争的科学革命中,当科学事实不能明确支持新观念或新概念或新思想时,哲学家活跃在这种科学争论中问一些深受科学家困扰的形而上学问题,即“哲学病”,实证哲学中就存在许多对科学发展的危害;进一步倡导了科学与哲学的协作需要,用语言拒斥过分的不适当的形而上学问题。

玻耳兹曼用最小量的思维,认为解决语言问题最简单和最经验的东西就是在感觉中确定意义和指称,即指确定语词的口头与书面表达和数学符号。玻耳兹曼把形而上学语言问题划分为康德和实证论者所指的超越经验的研究问题、传统上自然哲学所指的本体或存在问题。只要能以正确的方式去做,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方式就是进化论。

从科学描述的语言形式看,玻耳兹曼认为对科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必须采取客观的立场。从1903年,玻耳兹曼在维也纳的自然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实践着用数学和语言来反思哲学、用语言分析代替传统哲学。玻耳兹曼的语言逻辑为:首先是言有所为,即语言使用要适合一种科学思想的表达的意图;其次言之所果,即避免接受者在情感上或认知上等受到影响的反应因素;第三是言有所述,最后言外之意(什么是正确的或真的或对的)的修正;第四,科学语言有益于科学交流和科学进步;第五,模型或类比说明数学是科学的语言;第六,自然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2]98体现的语言实在框架为:知识的限度由语言内涵和语言与物理实在的关系所决定,语言反映实在要求词之间的连接尽可能符合实在要素之间的连接。[3][4]从中不难找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念的影子。

最小作用量原理在玻耳兹曼的语言逻辑中,有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数学就是描述的最简单形式;理论结构是心理图像、想象、概念框架、方程、检验或实践的语言翻译;微分方程本身看成是一个数学-物理理论的起点时,这些方程式不过是代数符号中完全相同的推理过程的简化表示式而已;百科全书是以一种有序的和易于理解的形式,收集和呈现所有有用的文献,并把所有信息以一种清晰简单的方式排列以利于读者阅读,从而突出科学语言或理想语言。玻耳兹曼1904年百科全书式的“物质分子运动论”的论文标志了他最后的气体动力论论文,1905年有了为克莱茵的《百科全书》撰写“统计力学的基本问题”这一论文的腹稿,成为他在这个论题上最后的思考标志。从百科全书看出,玻耳兹曼对语言构造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他选择的语言是统计力学语言。

玻耳兹曼认为自然哲学达到为科学的目的所拒斥的本体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真的?或什么是存在的?反过来说,哲学问题应该易于科学家接近,并同时建起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词限定了科学家不能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对原子来讲,首先区分原子的一意多词和一词多义。正如,道尔顿(J.Dalton)的原子,麦克斯韦的分子,门捷列夫(D.I.Mendeleev)的元素是一意多词;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道尔顿的原子和汤姆逊的电子展示了原子概念的意义演变。上帝是一个接近包含了万物的最高概念。

在自然哲学的问题基础上,玻耳兹曼指出康德和实证论者所指的超越经验的研究问题主要是:是否存在概念的精确度量问题,即存在这样的问题与什么样的概念相联系。玻耳兹曼认为马赫所言的我不相信原子的存在就是个无意义的存在命题的典例;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康德和实证主义的感觉界限的方法论有同一道理,即相对真理。玻耳兹曼对业已存在的客观知识的逻辑结构和形式的研究推进到对意义的研究。玻耳兹曼指出新概念与记忆图像的观念组非常相似时,去问相应的对象是否存在就成为有意义的问题。换句话说,概念产生于判断的分析中,不能孤立地询问一个词的意义,只在命题的关系中询问词的意义。通过含义的表达方式,告诉了指称的对象。如谁都知道希腊神话中的鹰头狮身带翅膀的怪兽,传说中的独角兽,我的一个兄弟是否存在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究竟何以存在?世界何以存在?为什么空间、时间、原子、灵魂或上帝这些概念的存在的问题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玻耳兹曼的这些分析与卡尔纳普的语言系统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极为相似。

在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中,科学的相对独立发展与科学得自哲学的论断并不矛盾,哲学家们应当激发处在发现思想过程中的物理学家们。

三与语言哲学观相关的范例考察

玻耳兹曼认为康德的贡献在于开创了科学的知识论的研究基础,奠定了以准确的数学和物理学作为依据进行知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休谟的贡献在于使经验论系统化和贯彻到底,使现代哲学有可能彻底摆脱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集中地探讨了“意义的经验证实”的基本问题。

玻耳兹曼的这种肯定孕育了对哲学的语言问题的史评。概略为对观念论或唯我论、唯心论和叔本华哲学的批评。玻耳兹曼首先提出了对观念论的语言批评。鉴于观念论者囿于表征描述自我的意识或唯我论者是一种只对某些人而非人类的整体作为世界图像,玻耳兹曼指出:观念论者的语言起初就采取了主观的立场,把自己作为说话者主体与其他人作为受众客体区别开来;唯我论者根本不利于进一步构建世界图像的未来感觉;纠正观念论者或唯我论者的语言描述错误的最捷径途径是用公共语言(人工语言或科学语言)表达,公共语言就是感觉复合体或意志复合体的符号。

与玻耳兹曼用常识的方法批评观念论的错误相比,玻耳兹曼用进化论的方法批评了唯心论的表达方式的不恰当。针对唯心论用各种观念或自我说明物质的表达方式,玻耳兹曼用进化论确立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即人类所有的观念都要归功于进化,逻辑中的思维规律是继承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继承力与教育、培养和自身经验相关,就像歌德所言的“经验的一半曾经是经验”。

玻耳兹曼认为逻辑中的思维规律是继承下来的思维习惯。人们逐渐习惯词的某种组合方式,成为交流的基础,体现为行动的规则,它以可交流的形式表示出一些干预现象界的指示,为那种需要通过模仿或习惯形成并经过长期学习或实践才能回答的复杂活动的行为指明方向,通过语言的使用言谈词语和记忆得到极大增加,在概念框架中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这种概念框架促进了对现象的干预,这种促进就是真理的创造。

玻耳兹曼也认为思维规律的遗传习性与思维规律僵化是一回事。思维规律就是遗传下来的观念;遗传下来的观念和学得的东西(思想、观念和概念)适应自然而得到发展;进化的观念也不是绝对完美的。思维习惯上做得过分的不适当,成为遗传习性,就要排除它。就像人们曾经认为耳朵和眼睛是绝对完美的一样。非欧几何或四维空间的出现,人们日益承认了反对非欧几何只相信三内角之和为180度就是一习惯性观念。明显矛盾的根源是思维习惯上做得过分的不适当性。过度相信思维规律,问一些未经证明的不能问的问题,哲学就不能成为科学的皇后,如什么是生命的价值?生命自身的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

玻耳兹曼不仅根据达尔文理论论述了逻辑中思维规律的地位,而且论述了达尔文理论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推出了幸福的概念和意志的定义。玻耳兹曼强调达尔文理论的遗传和继承性中,意志是经遗传而得的力求某种对我们有用的方式干预现象世界的努力。这种努力促使思想和观念的完善。玻耳兹曼认为细胞的分裂和繁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达到了拥有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有快乐和痛苦,能够进行艺术创造和科学研究,形成伦理价值的发展和进步。

玻耳兹曼的幸福感与意志紧密相关,这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幸福公式(幸福将由E2-W2,E表示情愿地和成果地付出的能量,W代表不愿意付出的能量。)区别开来。正如玻耳兹曼在一个德国教授的黄金国之旅中写到:踏上美国的土地,有哥伦布的感觉。哥伦布的“向前,向着西方前进”代表者他们的不屈不挠,他的“陆地,陆地”代表着成功的欢乐;而他的全部辉煌都来自他确信——生命本身并不是最大的拥有。反过来说,不以自己全部的生命为投入,你就永远不可能获得最高的回报。[1]386

玻耳兹曼声称达尔文理论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出路,但玻耳兹曼并没真正用到变异、生存斗争、竞争和自然选择等达尔文理论的关键思想。

玻耳兹曼担任马赫的维也纳哲学讲座两年后的1905年1月,在维也纳哲学学会作了“论叔本华的一个论题”的讲演。玻耳兹曼首先讲到他讲演的原来论题是 “证明叔本华是一个愚笨无知的假哲学家,只会乱写一些根本上搅乱人们思想的废话和空话”,这个原本的论题从叔本华的一篇文章的论题引来的,只是更换了哲学家的名字而已,这个题目听起来太愤怒被他否定。同样地,玻耳兹曼也不想写成“关于叔本华的论文”,因为他不是提供一个完整的叔本华思想的评论,他仅仅表达关于“论叔本华的一个论题”的粗略思想,熟悉的名词-意志、存在、经验、感觉、观念、形式 类比、假说、无意义 废话等成为这一粗略思想的概念之网。玻耳兹曼借此说明他在会议上的论题是非常严格的。

玻耳兹曼把叔本华的胡言乱语的影响或后果比喻为小孩急切地吮吸空洞的橡皮,然后是偏头痛引起的恶心。玻耳兹曼认为叔本华把生活和科学中最简单的事情看成最困惑的问题。例如,叔本华特别反感男人的胡须,因为它是不好的东西。叔本华试图寻找其观点的审美基础的哲学推论如下:首先,毛的特征提醒我们是动物,因此男人必须放弃少于半个脸的覆盖;其次,胡须延伸到代表动物特征和包括咀嚼器官的脸的部分,脸的部分是受到限制的;第三,胡须被认为是真正不起作用的,它没有神经和肌肉,并且它引起味觉的不舒服。[5]189同样,玻耳兹曼详细地分析了叔本华哲学中意愿的作用、提出的自由概念、艺术和音乐的表现形式等。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玻耳兹曼提出对叔本华意志论推导出的生活痛苦结论的质疑。

综上所述的案例分析中,玻耳兹曼得出结论:一个想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人好像患有幻觉、偏头痛;哲学家听到科学人的话语,却给以不适当的和错误的重构使用,引导出矛盾的存在物;实际上,无需回答幻觉问题,只需面向给定的数据资料调整思想、观念和概念,致力于语用和语义的恰当表达,一系列疑惑就消失了。[5]196-198

四结语

玻耳兹曼晚年是马赫哲学讲座的继任者,以自身深受哲学困扰的统计物理研究的实践和体会,即把自己作为“哲学病”患者,生发出了他的语言哲学观。玻耳兹曼专注物理学家层面,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不适当的形而上学语言的划分,指出哲学本质上是语言的,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协作,或多或少涉及科学语言和语用分析。此外,通过唯心论或唯我论、康德的思维规律及叔本华的意志论等哲学案例对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进行了一定的印证。

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表明他个人的声音在时代潮流中往往显得过于微弱,分散于各种笔记、信件和演讲和讨论等中,但唯其如此它才显示了真正值得历史关注的特征。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缺乏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论证,不乏通俗的描绘、格言、警句形式的隐喻来表达他头脑中所涌现的种种思绪,这种思维模式正是他的文化背景的体现,也是物理学家符号思维的延伸。

哲学与物理学的关系本质是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争取认识的斗争。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中,首先意识到在物理学的发展中,以什么样的哲学来指导问题,特别给哲学家规定,他们必须问什么及不能问什么,本身蕴涵了物理学家必须获得哪些研究成果。通过以哲学方式研究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来创造能尽快地从世界观上概括彻底变革着的物理学认识的有利前提。在物理学的发展中,以什么样的哲学来指导仍会存在着剧烈的争论。这是个永远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摘要：考察了玻耳兹曼的语言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观点。玻耳兹曼晚年改任为哲学教授,这个机会使他从自然哲学讲座转向语言哲学讲座。他认为,从事哲学研究最简单和最经验的方法是语言分析和数学分析,解决语言问题最简单和最经验的东西是确定数学符号和表达的意义和指称,语言使用要与科学思想的表达相一致。

关键词：玻耳兹曼,语言,哲学病

参考文献

[1]卡罗.切尔奇纳尼.玻尔兹曼——笃信原子的人[M].胡新和,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Blackmore J.Ludwig Boltzmann His Later Life and Philoso-phy,1900-1906.Book Two:The Philosopher[M].Dor-drecht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1995.

[3]钟海琴.玻耳兹曼的统计决定论[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26(6):49-54.

[4]钟海琴.玻耳兹曼的实在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7(4):58-62.

8.浅议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哲学观 篇八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系统论；语言本体论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在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索绪尔的理论无疑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的基础。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

一、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索绪尔在《教程》中的重要观点有以下几点：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2.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3.“语言是一个表示意念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有价值的符号系统，它的价值体现在所指和能指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能指是语音即语言形式（Sound-image （signifier）），所指是概念即对象内容（Concept （Signified））。形式表示语义，语义通过形式表现，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才使得交际成为可能。4.区分共时和历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共时的，言语是历时的。他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是最主要的。5.索绪尔认为语言成分的分析可以分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这两种关系发展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二、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所体现的哲学观

（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哲学观

命名论是西方哲学中最早出现的影响最大的意义理论。从古希腊开始的自然派认为认为事物名称和事物有着本质的联系。命名论假定世界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事物构成的，语言是由一个个孤立的词汇构成的，现实世界的事物与词汇是一一对应而互不相关的。命名论认为一个词汇必然对应一个事物，如果该词汇没有对应的事物，那么该词汇就没有意义。然而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模糊不清的星云，而语言及其声音表达也没有事先划好界限。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对应是由社会规约来决定的，语言对世界的表达是任意的而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意义不是在单个语词与对象的一一对应中实现的，孤立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

（二）“语言转向”的本体论

1. 古代本体论以及近代认识论思维范式

古代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人们力量的弱小，无法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抗衡。于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在寻求内心稳定及万物本体的过程中把“存在问题”发展成为西方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维范式。 然而这种思维范式引发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1）处于彼岸的本体世界有何存在依据？（2）处于此岸的人如何通达到处于彼岸的本体世界？为了走出困境，必须首先弄清思维主体的认识特性和主客体的认识关系，于是西方哲学开始了“认识论转向”。西方近代认识论认为：一切客观世界的存在都是进入人的“意识”并被人认识到的东西，将“思存关系”作为探究存在问题的逻辑基点，确立了“思想”的主题地位。近代西方哲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理及存在问题找到了来自思维主体的认识的根据。他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本质是由人来规定的。

2. 现代语言转向论思维范式

笛卡尔确立了理性的绝对权威，但是，以主体的理性思维认识世界又带来新的困惑：如何确证以人的自主意识认识的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事实上，人的思维的载体是语言，“语言不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表述”（ 潘文国2008： 19）。于是西方世界试图通过理解语言的机制来理解世界的机制，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实现对世界的表述。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想的“语言论转向”。其思路是（1）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性存在物，人的语言观决定着人的存在观，人的言说方式影响着人与世界的关联（ 赵奎英2009： 69）（2）语言与世界同构，语言是事物的逻辑形式，思想是现实的逻辑形式，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实质上是语言的世界。（3） “语言不仅显示了人自身的存在，而且打开了人通往世界其他存在者存在的通道”（ 彭富春2005： 10 – 11）。

3. 索绪尔的“语言本体论”哲学观

索绪尔在《教程》中揭示了语言的哲学本质。语言是一种“依靠规则实现自己的运作和存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体即本体。 索绪尔发现，人类的语言是由抽象的概括的“语言”和具体的实在的“言语”构成。他认为“语言”才是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社会性的部分，是可以用来研究语言的本质和内在的对象。他进一步区分“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的发展总体上是稳定的，不变的即共时的，是语言发展的真实状态，只有探究语言在共时状态下的内部结构和规律才能真正认识语言的本质。

索绪尔在语言自身的生命中探究语言的在与是，“第一次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地位”（ 刘艳茹2005： 53） 。语言不是辅助工具，而是具有自身运作规律、音义结合、完整统一的特殊本体。他从哲学高度揭示了语言的本体特征和本真存在。

参考文献：

[1]潘文国.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J].外语学刊，2008，2.

[2]刘艳茹.形而上的“价值”与形而下的“用法”——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

[3]彭富春.哲学的主题与方法[J].哲学研究，2005，3.

[4]赵奎英.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对生态美学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建构[J].文学评论，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