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佛教

中国文化之佛教（精选10篇）

1.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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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广西大学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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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我国人民在烹饪中使用竹子特别是竹笋的历史悠久，《尚书•禹贡》篇的“厥包桔抽”，《齐民要术》引用《东观汉记》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苞，包通苞，亦是冬笋。随着历史的发展，竹笋已被誉为“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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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竹文化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原则和精神方面。中国佛教积极吸取、融合竹文化。大乘佛教教义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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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二

一、出家

出家, 指的是为解脱尘世的苦难, 舍弃人世间的贪爱而出家修道。这一制度其实并非出自佛教, 在印度古已有之且非常风行。在形式上, 作为出家人的基本标志便是剃除头发。其用意在于舍弃装饰, 甘于朴素清苦的生活。在中国, 僧人的僧装, 素食, 独身制度自古延续至今。一般来说成年的男性还要剃除胡须, 但也有例外, 一些有名望的人如弘一大师出家后依然蓄须。

“和尚”一词是对出家人中师长的尊称, 有德有才, 堪为人师者才有资格接受。一般来说, 一座寺庙中唯有住持一人可被称作“和尚”。在寺院里见到的普通僧人可用“法师”来称呼, “法师”是指精通佛法可以为人讲说的出家人, 用在此处既得体又可表示尊敬。其实按僧人精通经藏的差异还有不同的称呼, 但在现在“法师”已作为对一般出家人的通称了。现代人在这类称呼上面还常有误会, 可以此作为参考。

出家制度在世界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南传佛教区, 如我国云南傣族地区, 泰国等, 基本实行人人皆须出家一次的规定。这并非佛教规定的制度, 在修行上这种临时性的出家也与长期出家的僧人有所不同。日本的佛教出家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僧人可以娶妻食肉。这也是社会发展导致的佛教变革。

二、戒律

释迦牟尼自三十岁成道, 即开展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弘法传教活动。随着这个过程中门徒的增多, 为了团体内部的规范, 便渐渐地有了戒律的体系。而在中国, 据劳政武论, 禅宗之后千多年来的基本组织结构与生活规范, 在道信时初创, 在弘忍 (公元601-674) 时确立;正式把禅宗的规范法制化、条文化的人是百丈怀海 (720-814) 。百丈怀海根据禅宗的特性, 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融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宗法礼制, 折衷了佛教大小乘戒律的精神, 制定了著名的《禅门清规》。禅宗后又分出几大派系, 现存的“清规”典籍尚有《百丈清规证义》、《幻住清规》等, 日本还有《莹山清规》、《大鉴清规》等。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法令来对佛教进行规范, 实际上与之同时, 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的法制也有所影响。佛教的“中国化”是与中国固有法制紧密相关的。其中儒家的“仁”“礼”的思想与佛教的相关性最大, 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政府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对佛教进行规范, 导致了佛教的一些变化, 变得更加“中国化”。较为典型的如唐代, 《唐会要》中有记载:“开元十二年举行僧尼考试, 不合格者还俗。”以和科举考试类似的形式来进行僧尼的选拔和考核, 充分融合了当时的中国的特色。行政干预僧道事务的事例还有很多, 这一个算是积极的方面。到现代, 我国也制定有专门的宗教规范制度, 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慈悲思想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之一。佛教认为人生是苦, “慈”与“悲”是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 慈是给予众生乐, 悲是拔除众生苦。基于这样的慈悲思想, 佛教有不杀生的根本之戒。在慈悲思想的指引下, 佛教逐渐形成“断屠月”和“十斋日”的传统。从南北朝到唐代, 这样的传统渐渐深入到政府的行刑制度当中。中国自古而有的“秋冬行刑”的传统与此不无关系。在社会影响上, 佛教的戒律鼓励民众修行向善, 以其道德性和教育性客观上对一般性的犯罪起到了一定预防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国现行的宗教管理制度也提倡宗教与社会现实相适应, 共同发展。

因鼓励向善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只是佛教戒律对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事实上, 随着多年以来佛教在中国的普及, 佛教的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 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是非判断, 价值判断, 乃至处世态度。

关于犯戒的处罚, 《四分律》规定了比丘二百五十戒, 列出处罚名与罪章名若干。经研究发现, 除了“除名”性质的处罚, 许多的犯戒行为必经“忏悔”即可“出罪”, 属于非常纯粹的道德性制裁。原因在于佛教所重视的“果报”, 让其对于犯戒行为更为强调的是长劫性的果报。劳政武提出犯戒处罚的本质问题即“忏悔”。忏悔的性质与种类复杂, 据释圣严研究, 忏悔法共有两类三种, 两类分理忏和事忏, 理忏下有无生忏, 事忏下分取相忏和作法忏。这是按照罪名的层次来划分的, 在此不多做分析。这些忏悔的种类包括的各种行为层次和精神层次, 由此观之, 在佛教中, 广义的“忏悔”其实效用极为广泛, 个人修持、禅坐、念咒, 包括为众祈福等佛事都囊括在内。

戒律所依据的因果报应论, 在历史中逐步渗入世俗社会, 影响人们的生活。在佛教的社会观中, 社会共同体无不基于众生的“造业”, 那么众生无一能回避对社会的共同责任。佛教认为在社会交往中, 利他教化是核心内容。交往的发生, 本身就是佛法教化的大缘之所在。佛教对“慈悲”的信仰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十分相近, 二者融会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佛教思想已经融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就现代人而言, 不论是否真正信仰佛教都会受其浸染, 因为佛教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礼仪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充分认可并继续发掘其积极的方面, 如“诚信”这一问题自古以来就受佛教教义的规范, 到了现代, 在推进诚信建设的过程中, 更多的是着眼于诚实守信的社会化行为规范和市场的规则意识, 而非信仰建设和信仰教育, 本人认为这是值得再研究的。

戒律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佛家的素食制度。素食制度为汉地佛教所独有, 已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南传佛教国家和中国的西藏内蒙地区均无禁止食肉的规定。原本佛教里说要禁的“荤”是指的荤辛, 即味道重的几种蔬菜, 并非通常概念上的肉食。戒律中规定出家人可食“三净肉”, 即“不见”“不闻”“不疑”。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的大乘佛教秉行慈悲戒杀, 而素食是与之相吻合的。素食制度的形成, 除了教义经典, 还有外力因素。梁武帝对此做了大力的推行, 僧人们激烈争论后达成共识, 后此戒律一直持续至今。

三、仪式法会

(一) 课诵

课诵是中国的佛教寺院最基本的日常行事之一, 于获功德准则之中, 也被称为功课。由于课诵一般是早、晚各举行一次, 因此佛门里也称“早晚功课”“朝暮课诵”等。论其来源, 最初是由西域等地的佛教翻译家们传来的。而中国的念诵仪制始创于东晋道安, 后佛乐取得长足进展并广为传播。这也是佛教在艺术上会合当地文化的一大例证, 尤其在南北朝的梁代, 梁武帝对念诵梵呗大力提倡且亲自参与制出佛乐中的名篇, 将其宫廷化。清代的《禅堂规约》规定“行坐、课诵、受食、山坡等不随众者罚”, 成为被普遍遵循的基本制度。从修行的角度来看, 课诵本就可以发扬大乘教义, 陶冶个人修养, 有这样的礼制规范, 方能真正深入人心。现代的课诵与古制并无大异, 并且成为普通民众了解佛教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二) 水陆法会

佛教的法事众多, 这里介绍一下规模最大, 最隆重的一个——水陆法会。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 流传至今。这是一种超度仪式, 宋代最为流行, 特别在战争以后由朝野举行。该项仪式经过多年流传与演变, 现行的会场的布置、念诵经典及人数、牌轴的规定、进行的程序和法事所用的时间等项内容是依据《鸡园水陆通论》。坛场分内坛和外坛, 法事以内坛为主。内坛布置有严格轨制, 力求庄严。而外坛佛事七日, 共设大小六个坛场。从进程上来看, 法事的完成一般在七昼夜内。水陆法会的圆满是由最终的僧众皆参与的“放焰口”来完成的。放焰口的来源本是为饿鬼道众生超度, 到了现代则主要是为了对死者追荐。其布施过程仍与食物有关。

四、小结

佛教的文化深厚, 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佛教文化的最主要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礼仪。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佛教礼仪的传统与现代, 反映了文化思想的演变, 以及其与世俗社会的相互影响。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接受行政上的管理, 同时因其教义的广泛传播在客观上也影响着政治尤其是法制。佛教既吸收俗世的文化也在以本身的理念影响改变着俗世。大众对于佛教的接受度一直颇高, 礼仪成为普通人了解佛教的直接方式之一, 这也是佛教仪制不断变革的一大动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客观上是极为广泛的, 影响也是深远的, 其演变也都是为了与社会相适应。在现代中国, 佛教的影响力仍然巨大, 在礼仪方面既有对传统的坚守也有为适应社会所做的革新。学术界对其仪轨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壮大, 这也是佛教进一步继续中国化的表现。将一些基本的与普通信众息息相关的佛门礼仪进行普及, 也可有助于规范众人在寺庙等佛教场所的举止, 同时由内及外地对佛教礼仪进行研究也是协助规范, 共促社会和谐的推动力, 这些是研究佛教礼仪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 中国佛教礼仪的传统与现代, 都体现了佛教教义中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现实, 对这方面的研究都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陈永革.佛行人间——佛教社会观[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3]夏金华.中国佛教的制度与仪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4]冯修齐.晨钟暮鼓——佛教礼仪[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5]劳政武.佛教戒律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6]关剑平.《敕修百丈清规》与佛教茶礼[A].禅茶:历史与现实, 2009.

[7]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3.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三

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创立

公元前6世纪左右，古印度释迦族治理着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附近。这个国王的一个儿子叫乔达摩·悉达多。做为王子，他娶妻生子，过着十分富足而优越的生活。但他并不开心。因为他看到王宫外的人们贫富不均，贵贱等级森严，很多人生活痛苦不堪。

到了他27岁的那一年，他不愿意登上王位，非要离家出走。于是他住进荒山野林，行乞谋生，苦修苦行；同时又遍访大德，博览群书，成为一位深刻体察社会、知识极其渊博的人。6年后，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顿悟成佛。之后，他以毕生精力在恒河流域布道传法，广泛宣扬他的无常、无我、因缘、解脱思想，而且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信奉他的教说。这位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就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佛祖“释迦牟尼”。“释迦”是释迦族的姓，“牟尼”是“圣人”的意思，译成汉语就是“释迦族的圣人”。

我们概括地表述一下佛教：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以合乎理智的教说，示导人类转迷开悟，其目的是实现净化社会的理想，是一种以超越阶级、超越种族为特色的宗教；其信徒以成佛为修行的最高目标，将释迦牟尼称为佛。佛教中很重要的教义早已为世人所熟悉，如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劝人行善等等。

汉语系佛教—禅宗

公元67年，中国汉朝皇帝接见了两位印度僧人。从此，佛教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8个宗派在中国传承至今。大家都知道的少林寺实际就是禅宗的诞生地。

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南北朝的时候，有个叫菩提达摩的僧人从南印度来到河南，就住在嵩山脚下。相传，他在一个山洞里面壁9年，打坐静修，顿悟成佛。达摩成为中国佛教禅宗一派的祖师，少林寺便成为禅宗的祖庭。现在的少林寺后山上，还有一个达摩洞，洞里的一面石壁上有一个人形身影，据说那就是达摩当年修炼的身影。达摩主张“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口口相传、教外别传”。自从达摩创立了禅宗，他被称为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禅宗传到慧能，就只传顿悟成佛的佛法，而不再传衣钵了；得到佛法的也只称“师”而不称“祖”了。

藏传佛教与巴利语系佛教

藏传佛教就是藏语系佛教。主要指中国西藏地区，和中国蒙古族、土族、羌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印度北部一带流行的大乘佛教。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的修行。

密宗以身、口、意三密相应为宗要，故称密宗。密宗从唐代传入中国长安，史称“唐密”，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所依，以真言（即咒语）、手印、仪规等方式修行，以达即身成佛。但到五代时期以后就衰微了。现在西藏所行的密宗和唐代所传的部系不同，一般称为“藏密”或“喇嘛教”。

中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佤族等，几乎全民信仰佛教。这些民族所信奉的，都是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即俗称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早在1000多年前就由缅甸传入云南西双版纳，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逐步流传开来。由于他们的经文是古代南天竺的一种地方语，通称为巴利语，所以称为巴利语系佛教。由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佛教。

佛教的“四库全书”—《大藏经》

佛教的经籍，经过2000多年不断的整理、翻译、编纂，汇集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全书，称之为《大藏（音：zàng）经》。《大藏经》的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所以也称做“三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由佛弟子结集整理而成；律，是佛陀为弟子制订的日常生活守则；论，是佛弟子为阐明经、律的理论解释。

4.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四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的儒、道并存并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般若学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佛道之争在南北朝时甚至酿成了流血事件。而佛道之间的争论也从反面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发展。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儒道关系全面展开、也是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的时期。随着佛教的日趋兴盛，佛道儒三教之争，特别是佛道之争也在这个时期突出了出来，“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南北佛教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学风，佛教与王权以及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南方帝王崇佛，一般对儒、道仍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于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即使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帝王对过分发展的佛教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有时虽然很激烈，但也仅停留在理论的论争上。

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教之间始终有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儒家在吸取佛教思想的同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而佛教对儒家却总是以妥协调和为主；佛道之间虽然互相吸收利用，特别是道教模仿佛教的地方甚多，从宗教理论到修持方式，乃至宗教仪礼规范等，都从佛教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但佛道之间的斗争却一直很激烈。

佛教在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儒、道的关系，都与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

5.略谈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篇五

2006年12月12日 10:52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我记得，我非常崇敬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可以说，在人类宗教的传播史上，唯有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是从来没有采用过武力的宗教，这一点是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不同的地方。

佛教初传的时期并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大多是王公贵族、有钱人家，商人们进行的“舍宅为寺”，比如广州的光孝寺，就是汉朝时期南越王的玄孙施舍的。后来，僧人们有了一定的供养后开始修建自己的活动场所。中国早期寺庙的建筑格局是以佛塔为中心，在佛塔的周围修建僧舍，以供奉佛舍利的塔是主要的标志和象征，所以佛塔是建筑的主体，塔的旁边建寺。这也是继承了古印度寺院的建筑风格与要求；唐宋时期寺院建筑就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不像过去只是在有钱人家施舍的一个空间里进行佛事活动。唐代著名的和尚道宣法师制定了一套关于修寺建塔的方案，制定了《戒坛图经》，明确规定了寺院的建筑要求与标准，特别规定应以殿为主，为整个寺院建筑的中心，理由是因为佛殿这里是供奉佛像，佛经和僧人们念经说法的主要地方，这样就把传统的殿堂和塔分离开来。从建筑形式上看，塔在殿的后面。宋朝时期，寺院建筑盛行“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如佛殿、法堂、僧房、库房、山门、西净、浴室。

元明以后，中国的寺院布局和建筑风格基本定型，其特点是寺院的布局是坐南向北，寺院修建在南北的中轴线上，讲究对称组合，但不同地区的寺院修建总是因地制宜，借势而建，给人一种自然而成的美感。汉传佛教的禅宗寺院，其建筑风格大体相同，规划严格，布局合理，一般是山门、然后是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东配殿，一般是祖师堂，西配殿伽蓝殿，正殿（大雄宝殿）后是法堂，两边一是禅堂，一是斋堂，最后是藏经楼。北京的广济寺，大钟寺、戒台寺，还有河南河北的禅宗寺庙建筑都是这样。南方的寺院有不少是修建在山里，常常是借势而建，上高下低，寺院建筑由几重院组成，气势磅礴，规模宏大，层层递进，形成了层层叠叠的纵深感，由于空间比较大，还有不少寺院修建有放生池等设施。有的寺院建筑在构想上非常的巧妙，使用厅、台、楼、阁、长廊等建筑设施把整个寺院互相连接起来，院内种植有花草树木，荷花池，果树、苗圃、菜园、茶园等，小路常以鹅暖石铺成，不仅体现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而且构成了寺院建筑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建筑，以及修行者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他们相互关联，彼此呼应，达到了一种清净、安详、自然、朴素、优美和谐的禅境与画意。

这些地方如今都成了中国各地著名的历史名胜和文化旅游的景点，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缘起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当年的僧人们的努力的结果。如果有机会去佛教的四大名山，比如清凉山，也就是五台山，你能有许多的感受和收获，但是你必须用心体验五台山佛教建筑的美学情调。例如，台怀镇象征性的建筑是元代的覆钵式的藏传佛教喇嘛塔，塔下面的建筑是塔院寺，以塔为中心修建了几个寺院，最顶上是菩萨顶，下来时，有著名的女众道场普寿寺，塔的傍边不远是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也叫十方堂，一路走下来所欣赏到的美，及在四季，或是烟雨中的景致全都不一样„，实在是，慢慢走，欣赏吧！

此外，我们要到这些佛教圣地到底是看什么？拜什麽？我所理解的拜佛，拜一尊佛到底是在拜什麽？这绝对不是偶像崇拜，而是通过这个象征形式唤起我们内心的一种精神和思想。比方说，我们拜观音菩萨，是要拜她的慈悲精神，是要把这种慈悲的精神化在我们的心里，把慈悲的种子埋藏在我们的身心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仰者来进行拜观音菩萨最终目的；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是拜他的行愿精神，因为他曾向佛祖发誓一定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和实现他成佛的心愿；拜文殊菩萨，是拜他智慧地通达地看待生老病死的人世态度，开启我们智慧人生的大门；九华山地藏菩萨的精神，与西方耶稣基督的“我不被钉十字架，谁被钉十字架”的精神很象，他曾向佛发誓，在佛圆寂后未来佛还没有诞生时，他要度尽地狱里受苦受难的人们，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想这也是佛教和基督教精神可以沟通和呼应的地方，它闪耀着一种伟大的全人类思想的魅力和光芒，以这种伟大精神为基础才能在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找到一种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东西，才能建立一种周先生所谓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共同信仰。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吉普林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东西方对立观念，例如：“嗷，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那老哥俩再难聚首，永远也不回头。”但同样是一位西方的作家，比如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也曾有一首相同题材的诗歌，却表达了东西方和睦相处的、更高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境界。他的大意是：

无论东方，无论西方，我们都要结合在一起就象兄弟姐妹一样。为什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能够遵从歌德的思想和观念呢？我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歌德要比吉普林伟大的多，因为他表达了一种更为深远，更为博大，更为和谐的人类美好理想。

6.佛教传说之昙花一现 篇六

上一期讲到了《佛教传说之飞来峰》，这些有关佛教的传说都很有趣。众所周知，佛家讲求戒色，但佛家亦有不少有关爱情的传说。昙花是世界上千万种花中的一种，但有着独特的属性。昙花一现，只为韦陀。这句话源于一个很美的传说。

传说昙花本是花神，每日开光，四时灿烂，她爱上了为她浇水除草的那个男子。后来，玉帝得知此事，便把花神贬为每年只能开一瞬间的昙花，还将男子送去灵鹫山出家，赐名韦陀，让其忘却前尘往事。

昙花（文自简单购,谢谢阅读）

日夜穿梭，许多年过去了，埋首于佛案经典的韦陀真的忘记了花神，但花神却始终也忘不了韦陀。她知道每年的暮春时节韦陀都会下山为佛祖采集露水煎茶，所以她就选择在那时盛放，在那一瞬间凝聚汇集一年的精气，绽放出风华绝代，傲视群伦。她只希望韦陀能看她一样，能想起她，然而千年往复，昙花无声绽放，韦陀始终不曾记起她。

有一天，有一名瘦弱的男子经过昙花身边，他看到了花神的忧郁，便驻足问道：“你为何忧伤？”花神很是惊奇，犹豫半晌只是答道：“你帮不了我”，转而等待下一个暮春时节。男子离开了。四十年后，男子又一次来到昙花面前问起了同一个问题，花神依旧回答：“你帮不了我。”男子一笑而过。时光荏苒，又是四十年，男子已经变成了老人，他来到昙花的面前，问了同一个问题：“你为何忧伤？”花神叹道：“谢谢你，你这一生问过我三次。我是因爱被罚的天神，你帮不了我的。”老人笑道：“我是聿明氏，来了断八十年前的那段缘分。”然后他闭上眼睛坐了下来，风轻轻在耳边摇曳，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停驻在老人的眼中，老人说道：“昙花一现，只为韦陀。爱情何来过错，若要惩戒就让我来承受吧。”说完老人抓住了花神，圆寂了，并带着花神一同到佛前。

7.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七

关键词：明式家具,中国佛教文化,类比方式

纵观中国家具发展历史, 在这文化瑰宝的漫漫长河里, 最独特最为世人醒目的当属明式家具, 在用类比方式对明式家具和中国佛教文化分析时, 不难发现中国佛教文化用它哲理性的语言在明式家具文化领域上的综合体现。

所谓中国佛教文化, 如果要追溯它的发展历程, 时间大约在汉武帝时.据史书《魏书·释老志》记载, “汉武……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 写浮屠遗范。”[1]此后印度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 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 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 它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音乐、建筑、绘画、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 因此形成中国特有的佛教文化, 这种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家具设计史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体现在明式家具的设计上。

明式家具, 明清家具鉴赏家王世襄在专著中提道, 明式家具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文中提到的明式家具, 是指狭义上的概念, 即指明代至清代前期材美工良, 造型优美的家具。[2]

所谓类比方式, 是用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中国佛教文化与明式家具进行类比推理的一种方法, 这种类比方式形象生动, 说理有力, 并具有特定意义和形似意义。明式的家具设计与中国佛教文化, 在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类比, 一、形态造型上进行类比;二、选择材料上进行类比;三、结构设计上进行类比;四、装饰工艺上进行类比;五、稳定安全上进行类比。

一、在形态造型上进行类比, 将明式家具的主要造型手法束腰和无束腰与中国佛教文化进行类比。[3]

1、束腰家具的造型手法和中国佛教文化

束腰最早源于佛教建筑中的须弥座, 是安置佛、菩萨像的台座。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馆区内的藏经阁 (图1) , 有三层须弥座, 是目前发现的国內现存最古老的布朗族佛教藏经阁, 有1300多年历史[4]。当我们把它和明式高束腰的高方桌 (图2) [5]放到一块时, 会发现它们之间在形态设计上惊人的相似, 都有着张弛有度的特点。

在明式家具中, 有束腰的家具都有马蹄并且腿为方形, 这是由于唐代的须弥座是四面见方, 垂直不带侧脚, 所以有束腰的家具必须用方腿。即使把束腰方桌的腿设计成圆型, 也要把它做成是接了腿的矮桌, 即下圆上方。“有束腰家具一般为方腿。”[6]因此中国传统家具的规矩法则基本不变的原因是, 这种法则源自于佛教须弥座的造型, 并且是在一个限定的大原则范围下逐步演化的过程。

2、无束腰家具的造型手法

无束腰家具源于中国佛教建筑中的大木梁架。梁架的柱子多用圆材, 直落到柱顶石上, 为了稳定, 柱子多带“侧脚”。柱顶安头, 并用横额枋等连接, 既悦目又可增加稳定性。我们将图3明式家具无束腰罗锅枨加卡子花方桌, 与图4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涞滩的古镇佛寺[7]相比较, 两者在造型上都有着收放自如、一强一弱的特点, 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无束腰家具的造型准则与佛教建筑:无束腰家具圆腿与中国佛教建筑中的圆柱颇为相似, 足端一般不会有马蹄。

二、在选择材料上进行类比, 之所

以能形成明式家具的风格, 明式家具的材料选择功不可没, 明式家具的用材细木和柴木与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佛教用具相类比。

紫檀与中国佛教用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使用紫檀木的国家, 也是明式家具的第一常用材, 它的木性十分稳定, 制成的器物不易变形与开裂, 适宜于雕刻及制作家具或工艺品等物件。紫檀器物使用长久之后经汗水和油腻摩擦浸润会有“包浆”的质感。明朝以来的宫廷和达官显贵们, 多用紫檀来制作佛龛、佛像、佛珠等法物和朝珠。

花梨与中国佛教用品, 花梨木来自于云南, 浙江、湖北、印度、马来群岛, 是明式家具的第二种常用木材, 质地更硬, 纹理优美, 色彩由蜜黄到深度不同的橙色, 表面色泽温和光滑, 有的纹理如大理石, 清香如玫瑰, 所以由唐到清一直为贵族家具使用。在中国佛教用品中尤其喜爱用花梨木制做的佛教法器木鱼、佛珠等。

榆木与中国佛教用品, 俗称:“一榆二槐三核桃, 柳木家具常用料”。榆木木质硬, 其材质耐久性好, 多用于桌椅板凳的制作方面。而中国佛教文化中的禅者, 自有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 在早期的榆木家具中把它用来作供奉家具, 比如供桌供案, 形制古拙, 多陈设在佛教寺庙、家祠等处, 因而许多早期的榆木家具才能保留至今。

三、在结构设计上进行类比, 椅凳

类家具的结构设计上是明式家具种类中最常见、最有特色、最有成就感的一大类, 其中官帽椅与中国佛教文化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 将官帽椅与中国佛教文化进行类比表现两者的神似和形似之处。

官帽椅起源于魏晋, 是外来扶手靠背椅逐渐汉化的产物, 传入中国时, 扶手靠背椅主要为佛教高僧专用, 同时在明代由于这一时期的文人崇尚理学并参与了家具的设计, 而理学, 又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中国佛教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儒, 道, 佛三家融合的产物, 因此, 在官帽椅的设计中能看到中国佛教文化中空灵的韵味, 图5为明式家具中的南官帽椅。

中国的佛教文化有“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圆融”的观念, 强调人和物不是对立的状态, 而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 相依相融”, 在明式家具中我们可深切地体会到由于人机工程学的合理运用, 实现了佛法中的人和物一体性、相生相依。这种一体性表现在它起伏有致的“S”型靠背, 这种曲线与人体在自然状态下脊柱曲线十分吻合;软硬适度的座面, 明椅大部分在座面设计用藤、棕、丝线等编织而成, 细密而透气, 座面在受压后随人体曲线自然下凹, 使人倍感舒适。对人的心理体贴入微, 使得家具成为与身体连接的一个生命体, 而不仅仅仅是一件产品。

四、在装饰工艺上进行类比, 明式家具的装饰和中国佛教文化的类比关系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1、装饰构件和中国佛教文化:白铜合页、把手、紧固件或其它配件恰到好处地为家具增添了有效的装饰作用, 在色彩上也相得益彰, 这种些构件既是家具结构的一部分, 有支撑重量, 使家具坚固的作用, 同时由于精心设计, 又有装饰美化家具的作用, 在佛教建筑中的构件设计也同时兼具两者功能, 如位于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的释迦木塔, 其中的构件斗在木塔的建筑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由比较小的方木块和木枋组成, 构件斗是里外悬挑左右拉接的构件。这种构件有美学上的装饰作用, 同时也具有结构上的支撑、连接、悬挑作用, 起到了装饰和稳定建筑的作用。

2、雕刻题材、装饰手法和中国佛教文化

第一, 雕刻题材与中国佛教文化, 雕刻题材十分广泛, 大致有卷草、莲纹、云纹、螭龙纹等。其中的莲花, 又称为荷花。佛教用莲花作标志, 代表“一方净土”, 象征“纯洁干净”, 寓意“吉祥如意”。我国历来以莲花为瑞物, 并以莲花为君子的象征, 装饰明式家具时常用荷花, 形成形象逼真的立体画面。在图6的明式黄花梨莲花螭纹曲屏中, 这件雕件中间有两条螭龙纹缠绕, 在它的四周雕有对称莲花纹。莲花枝梗穿插回旋, 清通流畅, 爽朗明快, 采用的透雕手法, 使得雕件空间感强, 图案处理得非常圆滑而流畅, 加上章法清楚, 主次分明, 一花一叶都可循根探源, 更使图案收到自然优美的效果。莲花寓意吉祥, 所以成为我国传统工艺中的主要纹饰。[8]

第二, 装饰手法与中国佛教文化, 明式家具与开元佛寺中的石刻浮雕异曲同工, 都有着线条明快, 手法凝练的艺术风采, 同时刀法表现上线条流畅, 生动形象极富生气, 雕刻的部位通常以少胜多, 疏密相间, 松弛有度, 又工精意巧, 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时期的家具刚柔相济, 洗练中显出精致。

3、多元化装饰风格与中国佛教文化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 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既具多元化特点, 又持续着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的底蕴, 这种个性鲜明的独特风格, 被人们称作是明式家具的正宗。在古格都城佛教遗址的壁画艺术, 同样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格调, 形成既别具一格, 又有多元化的特点。这种相同的装饰风格既是中国佛教艺术文化的共通, 也是中国装饰历史文化的精髓。

五、在稳定安全感上进行类比, 明式家具的稳定感与中国佛教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如南官帽椅的稳定感是通过它四平八稳的四边形、饱满的圆形和强有力度的三角形等带来的, 这些形式中寓含着中国特有的佛教意识形态。中国佛教理论中说到, 日常生活中难免遇到烦恼之事, 如果我们接触的器物可以使人息心凝气、心平气和, 那么就是我们的感官接触物质时, 会生起一种心念, 使身心感到安全稳定。明式家具注重使用者心理上的稳定安全需求而使家具在实用中具有佛学思想。

通过从以上五个方面进行类比, 明式家具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文化色彩, 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文化形态, 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体化, 孤立看待其中的一方面都会使明式家具失去应有的神韵。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拈花笑佛[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229

[2]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2-78

[3]董伯信.中国古代家具纵览[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4]王世襄.王世襄自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1-83

[5]新华社记者周重要摄, 新华网. (2006年02月08日[) 2007-10-04].http://www.sina.com.cn

[6]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7]轶名旅游文化, 文化重庆网 (2006-10-26) [2007-10-04].http://www.cqysj.com/text/6-130.html

8.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八

宗教文化艺术既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上我国与两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在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发挥好前沿主体省份的作用，不断完善与周边国家的各类合作机制，由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秘书处、云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云南省佛教协会倾力支持，并由云南省特色产业促进会、云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云南省会展经济研究会、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云南世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昆明国际佛教文化艺术用品展”将于5月27-31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

此次展会以“宗教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为主题，展览面积近3万平米，共有1500余个标准展位，规划了佛家七宝精品馆、素食禅茶养生馆、东南亚佛教用品馆、香道家居文化馆四个展馆，重点展出佛像、佛具用品、香、香炉、灯烛、酥油、拜垫，佛龛、古典家具及饰品、服饰、佛家七宝，寺庙建筑艺术、佛教书画作品音像制品，香产业及香道文化相关产品，各种禅茶茶具、有机素食、素食餐厅推介，各国民俗用品、喜庆用品、工艺品等。这些展品既可以让老百姓领略到佛教文化的魅力，提升与净化参观者的心灵，又可以极大地丰富、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此外，展会期间还会举办一些配套活动，各方以展览为媒介，促进佛教文化艺术与各界的交流和沟通。

随着“中国·昆明国际佛教文化艺术用品展”展会品牌的树立，展会希望能够为加强云南与国内外佛教界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合作、有效带动云南佛教文化艺术发展、进一步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合作交流搭建一个求真务实的平台；同时希望对于增进不同佛教的认识与理解，增强不同文化的欣赏与包容，消除误解与偏见，为全社会乃至全世界营造和搭建一个“和谐”共融的交流平台。

9.中国文化之佛教 篇九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中国佛教着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坛经》作为记述慧能一生得法传宗事迹和启导门徒言教的着述，由于内容丰富，文字通俗，特别是提出了许多新的佛教理论，因而受到僧徒们的重视与欢迎，对后来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第一》)。在慧能看来，世人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由于执着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盖，才不得明朗。这就像日月本来是明亮的一样，只是由于浮云的遮障，才上明下暗，无法得到充分的显露。一旦风吹云散，森罗万象，一时皆现。为此，《坛经》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门。《坛经》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坛经》中还以自己得法的经历来加以证明：“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第二》)

《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坛经》又进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疑问第三》)

《坛经》的这些思想，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禅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说都是从《坛经》的这些思想引申扩充而来。关于这一点，几乎是近代以来所有的佛教学者所达成的共识。

但是，《坛经》中还有一种人间佛教思想，它突出地体现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第二》)这四句偈语中。这四句偈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佛陀是在人世间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间觉悟成佛，又在人世间说法渡生，最后在人世间寂灭的。因此，佛法来源于人世间，服务于人世间，人们要想学佛、成佛，必须在人世间去追求，如果离开人世间去追求菩提、涅〖FJF〗?NB231?〖FJJ〗，要想证得佛果，那必将一事无成。

《坛经》中的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不仅影响到后来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近代佛教乃至当代佛教的发展。本文仅就《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历代佛教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对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其后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这表现在慧能以来的一些禅师，特别强调在世俗生活中求觉悟。他们继承了道信、弘忍所创立的坐(坐禅)作(劳作)并重的禅风，并加以发挥。认为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禅才是修行，而是在禅学理论指导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卧，以及全部活动，包括身、口、意种种?活动都可看?作是修禅。这种把禅贯穿于日常的全部活动的禅?风，到了慧?能弟子神会时，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神会追随慧能的数十年中，都是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佛教经论。所谓“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是他将修禅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写照。同时，神会也与当时的官僚们过往甚?密，上至张?锐、官〖FJF〗?NB152?〖FJJ〗等宰相，下至无名的司马县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阳有?大守王弼，请其入洛阳的有兵部侍郎宋鼎。特?别是与侍御?史王维，交谊深厚。慧能圆寂后，神会曾托王维?为慧能树碑立?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会还曾在“安史之乱”中，帮助郭子仪设坛?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钱以充年饷，从而对唐帝室立了功，?赢得了唐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与信赖，由此获得了唐王朝?对于禅宗?南宗的支持，使得后来禅宗南宗有了很大的发?展。 ?

其后，禅宗南宗的势力日益强盛，远远超过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时又发展成为五家七宗。这五家七宗的禅学思想，后?来各向一?方面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却一直为禅宗各派所继承和发扬。例如，历?代禅师，?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践行百丈禅师开创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风，广泛开?展植树造林、造桥修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又都主动靠拢宫廷、官府，为他们出谋?献策，维护?社会的安定。历史上有许多禅师出入宫廷，成为?“帝师”，也有许?多禅师生前获得殊荣，死后得到帝王的赐谥。?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践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结?果。 ?

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十分重视对《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践行和弘扬。

1929年4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从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规定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在理事长圆瑛法师的领导下，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组织了有青年僧侣百余人参加的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展救护伤员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这个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期间，奉令驰往前线救护伤员和难民，先后达一万余人。此外，中国佛教会还先后在武汉、宁波等地分别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如以海镜法师为首的由湖北四众弟子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共有120余人，编为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在武汉一带救护了大批伤员和难民。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还在上海等地，分别建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救济难民，救护抗日战士。1938年春，中国佛教会运动员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约200余人，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事掩埋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尸体。曾先后两次在大场、江湾、蕴藻浜、吴淞、宝山、罗店、广福等地战区，掩埋尸体6000余县。其后又奔赴沪宁线昆山、常熟、苏州、无锡等地战区，掩埋尸体4000余具。

在此期间，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僧侣救护队，特地偕其弟子明旸法师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两次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取得巨大成功。为此，圆瑛法师于1939年10月在圆明讲堂被日本宪兵逮捕，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拷讯，约一月，始释放回沪。

由此可见，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间佛教思想的熏陶下，还举办了不少慈善事业，包括对孤儿的教养，为贫病者治病，对贫民、难民的救济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慈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教火葬场、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仅上海佛教同仁会，历年所办的慈善事业就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对市内火灾居民临时临济、收容外地来沪难民、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冬季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团体所办类似这样的.慈善事业，为数亦不少。

以上这些慈善事业的创办，可以说都是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除了上面提到的圆瑛法师外，在中国近代还有许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的贡献。其中主要有：

爱国诗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的爱国诗句，启发佛教四众弟子，弘法利生，爱国爱教。

爱国高僧宗仰法师，当年曾在日本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平时又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

弘一法师出家后，把弘扬佛教和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启发僧徒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

应慈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认为佛教徒“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其爱国救民之心，为世称颂。

近代高僧中明确地将《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两句偈语，概括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在他的《佛教与人生》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将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诉人们：“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金刚经》说：‘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故从来高僧大德，几莫不有勖勉众生，要向应缘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觅佛法利益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第953页)这里，太虚法师对《坛经》中的两句偈语作出了通俗的解说，要求学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求佛法、学习佛法。

太虚法师一生撰着了不少有关提倡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如《佛教与人生》、《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论》，等等。但明确地提出“人间佛教”这个概念并对之作详尽解释的，则是他于1933年在汉口市商会所作的题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一篇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都作了清楚的阐述。他在讲演的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张今后的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要专门去进行死后问题的探讨。应该着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至于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他认为首先要“从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历来把佛教看做是“神异的”、“闲隐的”、“朽弃的”，这样就把佛教的真相蒙蔽起来了。因此，“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怪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他特别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佛”是“觉者”的意思，“故佛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亦非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万有实事真理的觉悟者;将佛亲自所觉悟的道理，如实说出来，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菩萨”也不是普通人所认为的“偶像”，而是“求觉的有情众生，即随佛修学，立志成佛的佛弟子”。所以，“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支论》，第431—435页)在这里，太虚法师把人间佛教思想阐释得最清楚不过了。它启导人们：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挥人间佛教思想的义理，其根据就是《坛经》中的两句偈语。所以他在这篇讲演中总结性地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能如此学佛，方称为真正学佛。”(同上书，第437页)

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40年代曾风行一时。1934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海潮音》月刊上，特地刊出“人间佛教号”专辑，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论文18篇，把当时佛教界开展的人间佛教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正是由于人间佛教思想在近代曾风行一时，因此佛教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新兴寺庙众多，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佛教组织和团体，如佛教会、居士林、净业社、佛教青年会、佛经流通处和佛学书局等。

(二)佛教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在大藏经的印刷和佛学辞书的编纂，佛教着作的大量出版，佛学刊物的发行，佛学院的创办，佛教出版机构的设立，讲经弘法活动的流行等等。

(三)佛教资生福利事业获得了空前繁盛，表现在一些佛教团体和寺院举办了种种慈善事业，如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佛教慈幼院等等。

这些现象充分表明，佛教在近代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片复兴的景象。当然，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有其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坛经》中有关人间佛教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当代佛教的影响

当代中国佛教界，对于《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更是大力提倡，积极弘扬。“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已成为当代广大佛教的共识。

早在193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就在回顾总结中国佛教二千年历史的基础上，根据《坛经》中的四句偈语，重新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并丰富其内容。在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居士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把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提高到“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来看待。他在谈到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时，依据《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认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原。《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最后还特别强调：“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法音》1983年第6期)

十多年来，全国各地佛教界人士和广大佛教徒，在赵朴初会长的号召下，根据人间佛教的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在奉行五戒、十善和广修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广大佛教徒，发扬了佛教固有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服务工作。一些名刹大寺，先后成立了素斋部、法物流通处、上客堂等，以方便香客、游人，增强自养能力。特别是有些位于风景区的名刹大寺，配合国家旅游部门，搞好特色旅游，将一座座装点我国锦绣河山的庄严、美观的寺宇，开放供海内外游人瞻仰、游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资金，争取了外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些著名高僧和大德居士，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勤于着述，出版了大量的佛教学术着作，发表了许多佛教学术论文。他们到处讲经说法，编写了众多的佛经解说和佛学讲义。他们创办佛学院校，编写教材，培养佛教事业接班人。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添瓦加砖的作用。

一些著名的高僧大德，还继承了中国佛教开展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应邀到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弘法访问。他们帮助海外佛教界人士共同举行重大的佛事活动，广交了朋友，宣传了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和佛教的现状，促进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外佛教之间和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维护了世界和平事业。

全国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时，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他们对社会福利机构、慈善事业和灾区人民、希望工程等，捐赠巨款，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良好风尚，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当代佛教界人士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它在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下面对上海佛教界在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方面的一些情况作些简要的介绍。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在明旸、真禅两位法师的身体力行下，努力践行《坛经》中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把“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教义，作为弘法活动的指针，在促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成绩显着，贡献巨大，引起整个佛教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注目，博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一)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

以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为首的上海市佛教界，一贯重视发扬农神并重的优良传统。他们带领全体佛教徒，在坚持自身修持、树立良好道风的同时，积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近年来，上海市佛教协会复办了上海佛学书局，创立了上海佛教实业社，组建了上海十方实业公司和上海佛教朝山国际旅行社。各大寺庙则都办起了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等。广大僧众在管理寺庙、接待香客和游人以及开展各种佛事活动中，都以“净化自己”、“利益人群”的精神，群策群力，各负其责，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广大在家佛教徒，除了正信正行、爱国爱教外，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人物和生产能手。所有这些，都是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所结出的丰硕之果。

(二)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在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方面，成绩突出，贡献巨大。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在弘法活动之余，撰着了大量的佛教着作。其中明旸法师撰着了《佛法概要》、《海外弘法参访记》正续篇和《明旸诗选》等，共发行十几万册。真禅法师撰着了《玉佛丈室集》十集、《上海玉佛寺丛书》二十七种以及《佛法?社会?人生》、《禅与人间佛教》、《真禅禅藻集》等，共发行数十万册。他的《禅与人间佛教》一书，收录了《禅学思想就是人间佛教思想》一文，对人间佛教思想作了通俗而又精辟的论述。而他的《佛法?社会?人生》一书，所收录的《佛法与人生》、《佛法与做人》、《佛法与社会道德》以及《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等文，均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深刻地阐述了佛法与世间人生的关系，大力宣扬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理，可说是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力作。

此外，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上海先后召开了圆瑛、持松、应慈三位法师的“佛学思想研讨会”;创办了《上海佛教》、《上海佛学院院刊》等佛学刊物;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召开了二届中国梵乐音乐会;编写了《上海宗教志?佛教篇》;资助有关单位拍摄明旸、真禅两位法师的《传记资料片》和六集电视剧《佛门春秋》等。

(三)发扬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

十多年来，上海佛教界大力发扬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各大寺庙先后共接待了国际友人、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近600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与此同时，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等先后65次访问了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协助海外佛教团体、寺院前往主持大型水陆法会的;有应邀前往讲经弘法、参观访问的;也有应邀前往参加各种国际宗教会议的。这些国际交流活动，广交了朋友，促进了海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影响，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努力。

(四)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

上海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十多年来，在明旸法师和真禅法师的带动下，上海佛教界先后向各慈善团体、社会福利机构、灾区人民及希望工程等，捐赠了人民币近千万元。其中单是1991年夏季全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期间，上海佛教界即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棉被1000条，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1995年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将四众弟子为他祝贺八十寿辰的寿礼、香金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其中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50万元，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50万元，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中心小学50万元，其他希望工程和福利事业50万元。现在，上海佛教界热心佛教资生福利事业已形成一种风气。广大佛教徒都把这些善举看做是遵循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的基本教义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五)倡导“文明敬香”活动

近年来，上海佛教界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又一举措是倡导“文明敬香”活动。他们本着“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的精神，为了防止火灾，保护寺庙建筑，净化上海城市，特地倡导“文明敬香”，劝导香客进庙不点蜡烛，不大把大把烧香，而是只燃点一支或三支香，插在天井的香炉内，以保持殿堂清净，空气清新，香气宜人，使人们身心安宁和心灵净化。

多少年来，佛教寺庙总是希望香火越旺越好，而上海佛教界竟然倡导“文明敬香”，这无疑是对佛教传统习惯的一个挑战。但上海佛教界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下定决心，提倡“文明敬香”。这一举措，影响巨大，它不仅震动了整个佛教界，而且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社会各界对于上海佛教界的这一举措，纷纷给予好评。广大佛教信徒也由怀疑逐渐转向理解，最后积极予以支持。中国佛教协会特地发函给上海市佛教协会予以表扬，中外报刊纷纷为之发表评论，赞扬上海佛教界做了一件既有益于社会，又有益于佛教界的大好事。现在，上海的各大寺庙，每逢香期都随门票免费赠送给每位香客三支清香，受到广大佛教信徒的欢迎。

10.佛教、道教与竹文化 篇十

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

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即佛祖如来）原是一个平民，当他官升佛成释迦牟尼时，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的（升佛的象征物）。弯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尊为佛树。

普陀山观音菩萨住在“紫竹林”，在普陀山双峰山下，潮音洞上，相传是观音居住的紫竹林，现有紫竹林庵，出紫竹林庵向下的平坡建有“不肯去观音院”,三面环海，风景极为优美。相传观音身边的善财龙女就居住在不肯去观音院下入海处的“潮音洞”中

印度佛教的雨伞换成中国佛教的斗笠，晴遮日头雨遮水，有“斗笠芒鞋一头陀”的赞语。竹林禅寺（潭拓寺，北京最古的寺院）第七代了奇禅师“示化竹林”（乾隆四年《潭拓寺山岫云寺志》）。佛徒以竹为名号也有不少。九华山清代就有一个竹禅大师，他平生最热爱竹子，还擅长画竹，留下了不少竹诗画作品。九华 山佛教文物珍品贝叶经上就有他的墨迹3。

寺庙园林里的竹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第八回)；观音胜境是“紫竹林中啼孔雀”(见第十八回)；当孙悟空来到紫竹林拜见观音时，菩萨却“自人竹林里观玩”，“盘坐衬残箬。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最后，织了个紫竹蓝儿，用于擒拿通天河妖怪(见第五十回)。现今，普陀山还保留有“紫竹林”这一景点。

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和中国佛教中最熟悉的观音菩萨，特意选择幽静、清雅的竹园讲佛法，做道场，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说明竹子作为一种“法身”，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现在很多竹种的名称也还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如体态和蔼的是观音竹，竹节象弥勒佛肚的是佛肚竹，竹杆基部如十八罗汉的是罗汉竹，烟雾缭绕中诞生的是紫竹，僧人手中捏出的是方竹，以及贵州的梵净玉山竹，四川的金佛山方竹，湖南君山的圣音竹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寺庙园林绿化中，竹子的应用非常广泛。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怀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维纲每日报竹平安”。后人便以“竹报平常”指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北京位于竹子分布的最北缘，但寺庙栽竹却极为普遍，仅《长安客话》和《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近20处，其中以潭柘寺、碧云寺水泉院、卧佛寺和龙华寺为胜。如潭柘寺，“亦以山名寺，周围多修竹”，“冬夏常青，悦人心目，不减江南之趣”(明末《明一统名胜志》)。康熙和乾隆游寺所题赐榜和书联中均提及竹子，如“松竹清泉”、“暗水流花径，清风涌竹林”(乾隆四年《潭柘山岫云寺志•名胜古迹》)。又如碧云寺水泉院“前临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疏疏潇碧，泉由竹间流出。岩下琢宝为屋，正对竹林”(《长安客话》卷3《碧云寺》)。《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卧佛寺》对寺内竹景的描述更为生动：“观音石阁，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放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竹径通幽是寺庙园林常用的造园手法。九华山上有“闵园竹海”，普陀山上有“紫竹林”，峨眉山万年寺内翠竹丛生，天台山国清寺门外修竹夹道；四川乌龙寺山道两旁竹林茂密，江苏兴福寺内竹径通幽，北京红螺寺内有“御竹林”，台湾开元寺中有七弦竹。云栖竹径是杭州西湖主要的风景名胜之一，径长800多m，路宽3 m多，弯弯曲曲地穿行于浓密的高达20余m的毛竹林中，借地形起伏，溪涧涓流及亭、榭、树木的布臵，形成“夹径萧萧竹万枝，云深幽壑媚幽姿”的竹径景观。走完竹径，便到了云栖寺。寺初建于五代，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栖真院，明代宏治年间院废，隆庆五年禅宗莲池大师始复寺院，恢复旧名。清康熙帝玄晔，南巡时题诗刻石，乾隆帝弘历题后殿额为“修篁深处”。

三竹与禅境

竹境通于禅境是中国寺庙园林常用的以竹造景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是有关“竹林寺”的艺术构思。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游庐山日记》中写道：访仙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山，何论竹林。

“树崇拜”是早期人类所信奉的原始崇拜习俗之一。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树崇拜”类型，有的认为树木是“精灵住所”，树上有神的使者；有的认为树是“家族名字的来源”，树与宗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的认为树林是宗教崇拜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处所，“唯一的庙宇”。中国的树崇拜却别有特色，其中反映了早期社会分工留下的痕迹。在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中，这种树崇拜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树崇拜与道教长生成仙思想结合，形成了道教独特的树崇拜观。

没有神灵崇拜，古人就不能慰藉心灵，而没有人类的崇拜，神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人和神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进行沟通。“绝地天通”虽然隔离了凡人同天神的直接沟通，但巫觋还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与上天联系。在中国的神话中，神树就是联系天地的“天梯”之一。

道教与竹

仔细考察紫薇树的文化历史，会发现紫薇树其实是道教的圣树。传说紫薇花是北极紫微大帝的化身，能避邪，北极紫微大帝手中执有一枝紫薇花。道教认为紫薇花为天上紫微星下凡，故紫薇花被道教尊为圣树。桃木。

桃木木质细腻，木体清香。桃木在我国民间文化和信仰上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桃木亦名“降龙木”、“鬼怖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伐邪制鬼材料。传说夸父追日，临死前将神木抛出化成了一片桃林。我国最早的春联都是用桃木板做的，又称桃符，几千年来，桃木就有镇灾避邪之说，被称为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