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理论论文

财政学理论论文（共9篇）

1.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一

论文关键词:财政监督 监督财政 财政

论文摘要:财政监督是指国家财政机关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律法规和政策情况,以及对涉及财政收支、会计资料和国有资本金管理等事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而监督财政,主要是指人大、审计、税务、司法、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

一、文献回顾

中国财政学家在苏联财政学家提出的财政职能两分法的基础上,先后提出财政职能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均认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至于什么是财政监督,叶振鹏(1980)说,“监督职能就是利用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通过财政资金运动来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情况,研究再生产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使国家有可能有计划地分配资金、调节和控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自觉地组织平衡实现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核算与监督。”[1]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监督的考察,间接提出了与一个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财政监督的特征。如徐瑞蛾对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财政监督的状况进行了整理。并提出其共同点是:公共资金是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体系,包括财政部门监督、审计监督、议会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财政监督高度法治化、透明度很高[2]。还有不少学者指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监督包括财政、审计、税务、司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财政收支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财政监督是指财政机关及其专职机构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执行财税法规和政策的情况以及对财政收支等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督察、调查和检查活动。

针对中国现行财政监督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傅道忠认为,“目前财政监督的方式“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对公共收入检查多,对公共支出监督少。”[3]部分研究者对此提出改进建议,如贾康认为,财政监督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要从事后检查、事后处罚为主向事前、事中监督和及时纠正调整的方向转变;二是要从合规性检查向合规性与合理性检查相结合,并且加强政策性、纳税绩效性的检查方向转变[4]。

二、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的重新界定

在界定“财政监督与监督财政”之前,有必要明确“监督”和“财政‘的概念。《辞海》将“监”释为“监视、监察”,《新华辞典》将“监”释为“察看”,将“督”释为“监管、察看”,因此“监督”连成一词,基本意思是从旁察看,发现问题。从经济角度看,监督是委托人通过预算约束、要求和制定操作规则等方式来控制代理人行为所作的努力,目的是为了减少便车行为以及偷懒行为,从而使效益最大化。从管理角度看,监督是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目标而对社会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所实施的检查、审核、督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

什么叫“财政”,20世纪4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对“财政”一词做如下解释:财政谓理财之政,即国家或公共团体以维持其生存发达之目的,而活动收入、支出经费之经济行为也。陈共教授对“财政”的解释是,从实际工作来看,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它的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贾康所长指出,财政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这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①的分配体系必然引出了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的问题。

至于什么叫“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从前面的文献回顾来看,学界都没有把“财政监督”和“监督财政”的概念区分开来,把监督财政的概念并入财政监督的概念来理解,普遍认为财政监督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②我认为,这样对财政监督进行下定义过于含糊,真是概念和范畴没有搞清楚,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很难处理好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

2.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二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

3.用先进的理论指导财政工作 篇三

1954年，邓小平同志在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明确指出，“财政问题从来就是全局问题”；“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切不可有财无政。要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数字中包含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保证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尽可能地减少一切机关的非生产性支出，履行节约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利，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要求我们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业务工作，要懂得财政是国家财政、公共财政，财政部门是为政府理财、为人民理财的，不应有狭隘的部门观念。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要求我们在经费支出方面要严格本着节约原则、提高效率原则，既要尊重预算的权威性，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特事特办。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要求我们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加强地方项目库建设，通过项目筛选、包装，积极向上争取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一方面要坚持自力更生，增强自己的“造血”功能，克服“等靠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初专门就财政税收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财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在财政支出安排上，一是吃饭，二是建设这个原则更要自觉地坚持民以食为天”；“我们的财政工作必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有所为，有所不为”。

4.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加今天的演讲，非常荣幸、非常激动，局党组倡导开展的读书演讲活动，目的在于建设学习型机关，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使干部职工不仅在业务上合格，而且在政

治理论方面也要有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创建国家级文明单位奠定基础。对此，我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借此机会我就学习《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与体会，不妥之处，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

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三次重大转型及基本经验。众所周知，我国于1993年、1998年和2005年分别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三个阶段，恰好实践了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几种主要形态，这是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首次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增长的积极效果。《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有机地纳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经典理论框架之中，既有对经典理论的借鉴分析，又有对我国现实环境条件的深度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财政政策理论。

金部长的《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芒。全书在总结中国财政政策运用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财政政策理论新观点，无论是从实践检验或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科学性。同时，该书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财政政策调控的四条基本经验，即：财政调控必须依据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这是财政政策作用的灵魂和关键；财政调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推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必须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取得两大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财政调控始终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是全书的精华和灵魂，也是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指南。正是在对财政政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所形成的理论指导下，该书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判断：财政必须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基础上，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推动税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通过税收、补贴和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总之，《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将科学发展观融入中国财政政策转向调整过程，并以此为指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财政政策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及创新的重要著作。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了我许多感悟和启迪，作为一名财政工作者，应该研究周口财政努力的方向、研究周口财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口大市，矿产资源匮乏，经济结构单一，表现在财政上：收入总量小，支出缺口大，收支矛盾异常突出；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小，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低；县乡债务包袱沉重；财供人员过多。周口财政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要饭财政”。面对我市的财政困难局面，我们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用发展的理念创新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思路，改革财政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尽快实现我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把周口的事情做好。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首先，要理清思路，增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着力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作为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大幅度增加支农投入，正确处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关系，合理划分财政与市场和农民的投入责任，大力支持农村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社会各方面增加“三农”投入的积极性。特别在财政支农资金安排和使用上，既全面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选准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农民最关心、最期盼、最受益的事做起，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让农民在短期内就能得到实惠。

其次，要抓住关键，逐步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通过运用经济杠杆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和调控农业经济活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民办公助、以物代资、以奖代补、奖

补结合等激励手段，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入“三农”，逐步建立起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的多元化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第三，要围绕中心，着力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支持新农村建设，要优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做大农村经济财政“蛋糕”。积极支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后劲增强”这个目标，把做强特色产业，做大块状经济、做优品牌产品作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把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扩大农民就业的重要形式，积极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转变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四，要把握重点，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财政要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着力提高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要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突破口，支持村庄建设和村容整治，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逐步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第五，提供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需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目前，我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体系缺漏，保障不足，面向农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可以是一个低水平的，但必须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要使城乡居民在遭遇生活困境时都应当免于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正地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助”。

第六，强化管理，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各项制度

在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把严格管理、提高效益与增加投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管理。推行村财乡理、政府采购、县级报账等管理措施。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考评和奖优罚劣制度。健全农业财政资金管理各项规章制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安全与完整，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更多地、更直接地送给农民。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朝着目标奋斗，“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5.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五

2010年是全面完成“十一五”干部培训规划和谋划“十二五”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关键一年。为了切实做好今年的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特制定本理论学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落实《中共东乡县委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东发[2010]15号）等文件精神，按照省财政厅的统一部署和全县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优化培训内容和方法，提高培训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财政文化建设，为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二、主要任务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中共东乡县委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东发[2010]15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2010年全省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本着精简高效、确保重点的原则，在局机关各股室的学习需求基础上，经研究确定，2010年，全局计划举办各类培训、学习12次。

三、实施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局党组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求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项事关财政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全厅各处室、厅属各单位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高度重视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互相协作配合，共同完成好今年的各项教育培训任务。

（二）突出学习重点。根据县委、政府提出的2010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重点办好促进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各类财政业务学习班。同时，要加强财政干部能力建设，切实做好分级别的岗位培训。需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在培训观念、培训管理、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方法和培训手段上不断创新，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三）努力求实创新。培训工作务求实效，培训内容力求充实，根据财政工作需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继续在培训观念、培训管理、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方法和培训手段上不断创新，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四）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要把党风廉政教育作为财政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邀请专家授课、观看教学光盘和教育片等形式，对广大财政干部进一步加大党风廉政教育，使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和宣传制度化、经常化。

6.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六

公共物品：P19 由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公共部门提供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 公共物品 财政的基本特征： 阶段性与公共性

强制性与非直接偿还性

收入与支出的对称性（或平衡性）

公共需要：P21，其特征：P22 四大特征 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市场？为什么会失效？

财政职能：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

经济稳定发展 P33—P37

三者关系？

第二章 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

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区别？

一.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是相对的。

二.由市场供给用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私人物品

由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公共部门提供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公共物品

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两个基本标准：1.排他性和非排他性；2.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外部效应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为什么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P43 123 公共物品只能够由政府来提供而不能由市场来提供，这是由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运行机制的不同来决定的。

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不适于提供公共物品。政府的性质和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可以解决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所存在的难题

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市场？

1.虽然市场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当市场失灵： 垄断

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 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 收入分配不公 经济波动

其失灵为政府介入或干预提供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政府干预手段： 立法和行政手段

组织公共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 财政手段

政府干预失败的原因： 政府决策失误

寻租行为

政府提供信息不及时甚至失真

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 1.财政支出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用货币计量的情况

最低成本法。其与成本效益法的主要区别：不用货币单位计量备选项目的社会效益，只计算项目的有形成本，并以成本最低做为择优的标准。教育 卫生 文化 政治 军事

2.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第三章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

财政支出分类：

1.按财政功能分类：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国防费 行政管理费 其他支出

2.按支出用途分类：

3.按经济性质分类：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

4.按支出产生效益的时间分类：经常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P74—P79

第八章 税收原理

税收的三性，即权威性：强制性 无偿性 固定性

三性都不是绝对的！税与费的最大区别？ P205

税收术语： 纳税人 课税对象

课税标准

税率：税收制度的核心，反映征税的深度，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比例税率（我国大部分都是）

定额税率（资源税 车船牌照税）

累进税率）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 起征点和免征额 课税基础

税收分类：

1.所得课税 商品课税 财产课税 ——课税对象的性质

2.直接税和间接税——税负能否转嫁 3.从量税与从价税 ——课税标准

4.价内税与价外税——税收与价格为标准

5.中央税与地方税——税种的隶属关系 税收原则： 公平合理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和税制建设的目标，税收公平与否是检验税制和税收政策好坏的标准。

公平类税收原则 效率类税收原则

1.公平类税收原则 受益原则 能力原则

2.效率类税收原则

促进经济发展原则

征税费用最小化和确实简化原则

税收中性是指政府课税不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或者说，不影响私人部门原有的资源配置状况；如果政府课税改变了消费者以获取最大效用为目的的消费行为，或改变了生产者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市场行为，就会改变私人部门原来（税前）的资源配置状况，这种改变就被视为税收的非中性。

税收超额负担或无谓负担

税负转嫁的概念：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 税负转嫁机制的特征：三点

税负转嫁方式： 前转方式 后转方式

其他转嫁方式

税负转嫁的基本条件：商品价格由供求价格关系决定的自由浮动

在基本条件前提下，还受到供求弹性大小，税种的不同，课税标准的不同，课税范围的宽窄 企业所处行业地位等不同而各异，但是也存在一般性规律： 1.商品课税较易转嫁，所得课税一般不易转嫁

2.供给弹性较大，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的课税较易转嫁，供给弹性较小，供求弹性较大的商品的课税不易转嫁

3.课税范围宽广的商品较易转嫁，课税范围狭窄的难以转嫁

4.对垄断性商品课征的税容易转嫁，对竞争性商品课征的税较难转嫁

5.从价课税的税负容易转嫁，从量课征的税负不容易转嫁

税负转嫁的现实意义？？

税负转嫁是税负的再分配，也就是物质利益的再分配，消费者会因税负转嫁而增加负担，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会因税负转嫁而改变在竞争中的地位。例如……p236 第十三章 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

国家预算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政府集中和分配资金，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财政机制，是国家的重要立法文件。国家预算的分类：以预算形式的差别为依据：单式预算 复式预算

以预算分项支出的安排方式的差别为依据：增量预算 零基预算

国家预算原则：

公开性

可靠性

完整性

统一性

性

编制部门预算的重要意义及其内容：P351

何谓政府采购制度及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内容353 政府采购制度是以公开招标，投标为主要方式选择供货商，从国内外市场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团体购买商品或劳务的一种制度。

基本内容：政府采购当事人

政府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程序和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人与供应商

国库集中支付的基本内容：P357 收支两头线 管理的基本内容P358

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的要点：五个

一级政权，一级预算主题，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自求平衡。在明确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边界的前提下，划分各级政府职责范围，在此基础上划分各级预算支出职责范围

收入划分实行分税制

预算调节制度，即所谓转移支付制度

各国的分级预算体制是适应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传统长期形成的，就体制整体而言是相对稳定的，只是集权与分权关系及其相应的调节方法可以有经常的调整

政府间收支划分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公共需要或公共物品的层次性 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之间收支划分的案例

政府将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 弥补纵向财政缺口 弥补横向财政缺口

弥补地区性公共物品辖区间的外部效应 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粘蝇纸效应：

7.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七

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旨在衡量财政支出机构管理方法的优劣以及它们的效率高低,是财政计划、决策和控制的重要工具。本文所指的“效益评价”是财政支出后的“效益评价”。效益评价的基本职能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决策支出提供依据;二是体现社会对政府支出行为的评价和监督。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现了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对支出进行历史总结,分析成本与收益,权衡利弊,将对未来有所帮助。

由于我国长期对财政支出效益不够重视,因此,对支出效益评价、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很少研究,也很少探索提高支出效益的途径。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引入和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以及政府财政体制的深度变革引发了社会对财政支出的广泛关注。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背景下,财政支出政策作为间接调控的手段,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政策分析就不完整。财政支出分析包括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效益分析。其中,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是财政支出分析的核心内容,应受到广泛关注。

二、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关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还没有一个健全、完整的体系。所谓的成本收益评价法只是一种理论。至于成本和收益如何衡量、怎样评价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因为成本要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等,而收益也一如成本那样错综复杂。即使是使用了成本收益法,也会因为衡量成本收益的指标各异而有所偏差。机械地把私人部门的业务评价方法平移到公共部门是不正确的。竞争市场上的私人及企业,总体说来,其行为的价值最容易用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衡量;生产者的社会净效用可以用他在给定期间所获的利润来大致测定,也就是利润“底线”。而当存在不可分割性的外部效应,或者就像公共物品一样不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时,净效用或利润的“底线”就不易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共部门活动结果的衡量也因此变得复杂而令人困惑。

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过度的使用或使用不当都可能降低其使用效益,从而无法达到政府的预定目标。因此在财政支出分配时,有必要考虑何种形式的支出更有利于财政支出效益的提高。从我国财政分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长期存在财政支出的无偿使用,使得支出部门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从而形成了用款单位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在计划上宽打窄用、争投资、争拨款的不良倾向,这不仅给我国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压力,而且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浪费和使用效率低下。再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多年来为减轻财政赤字的压力,它们也都在加强对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研究,寻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增加有偿性财政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当人们试图从更全面、更科学、更精确的角度去探索财政支出效益时,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效益评价是公共选择的必然结果。这里的评价是公众的评价,是集思广益的评价,而不是垄断评价和官僚评价,它必须要经历一个有效的政治程序。毫无疑问,也只有在不断的评价中人们才能发现财政支出的一般规律,也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今后的财政决策中优化支出配置。投票悖论和经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已经告诉人们,效益评价似乎不像是一门精确科学,而更像是一门经验科学。既然如此,效益评价就难以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用一些简单的数据和公式来说话,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用公众的态度和偏好来检验。

由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本身的复杂性和繁琐性,再加之财政支出是一种委托代理支出,这其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也无形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在“经济人”的假设下,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在支出过程中有机会主义倾向,有时并不将公共款项视同己出,因而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寻租或腐败现象。

三、重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体系的探索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曾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提出所谓“费用效益分析法”,用以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效益进行评价,一些主要国家还在法律上确定要把“费用效益分析法”作为评价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效果的基本方法,明确规定政府的各项工程必须运用“费用效益分析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究后才能实施。西方学者也曾利用数理方面的知识构建模型,从而力求将支出问题精确化,但这些大多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理想化模型,其实用性有待进一步考证。尽管财政支出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以及认知领域上不宜用过于精确的方式来评价,但用数理模型破解经济学难题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外部性理论也是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有关的一个方面。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活动对社会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前者被称为外部正效益,后者被称为外部负效益。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要求对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做出总体性的把握。财政资金的耗用往往是以某生产建设领域为媒介,然后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其他各个方面和环节,即涉及生产建设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涉及中央与地方,涉及国家与企事业单位以及各阶层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经济利益。因此,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不能限于财政支出本身的直接效用,而应从社会总体出发,把财政资全的支拨与耗用放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来考察。在公共财政活动中,财政资财的支拨与耗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因此,对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在内容上不仅要考虑各类财政分配活动的直接结果,同时还要考虑各种间接结果,考虑财政资财的分配对社会再生产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的影响。比如,对政府投资效益的评价,不仅要考虑是否满足了社会共同需要,还要考虑是否产生“挤出效应”制约了非政府投资行为。

此外,信息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财政支出效益评价领域。信息透明、诚信公开应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基本前提。在信息不对称和诚信不完全的情形下,谈效益评价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交织下,诚信似乎是一种稀缺资源。由于受到种种利益牵制,信息也往往难以公开,因为谁占有的信息量多,谁便会在社会博弈中占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应存在于公共领域中,财政支出项目应该公开、透明,任何人也不得隐藏公共信息,否则将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在我国,诚信与信息公开化等方面需进一步完善,要看到成效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打破一个旧的制度需要一定的成本,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又要花费一定的成本。那么,要破除人们原有的旧观念需要一定的磨合期,而重新培养新理念又需要历经多次的利益对比与利益交换,自然会花费一些时日。既然诚实守信与信息公开不可指望短期见效,而它们却又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中较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只好借助于法律监督。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政府行为法治化又以财政行为法治化为关键,而政府预算法治化又是财政行为法治化的基本途径,因为具有法律权威的政府预算将能直接规范、约束与控制政府的具体活动,从而将政府行为和财政支出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除了用法律来规范评价的客观公正之外,人们也在思索,能否建立一个标准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模式、评价体系来帮助衡量财政支出效益的好坏。如前所述,财政支出涉及的范围太广,而且各项支出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从其源头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实为不易。就以往的经验来看,任何评价好像都可用某些指标来衡量,但财政支出涵盖了国防支出、行政支出、事业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方面。每个方面又将涉及到很多指标,指标多而杂,各个指标的性能各异,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甚至指标与指标之间互有重叠,或者互相抵触都有可能。此外,指标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数据是否易收集、易测量等方面。因而,指标的制定也是一项很繁杂的工程,因为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指标也要作相应变化,同时它要有代表性、有说服力,并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尽管如此,制定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指标也应是政府部门未来努力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评价时的价值判断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支出活动都必须进行系统的评价。有时评价成本可能会超过评价收益的增长,因此评价部门必须根据客观标准谨慎地选择。评价领域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在政府部门中并不具有同样的份量。为了避免评价过分琐细,评价部门不仅要注意以往已知的、有浪费的领域或支付过高的领域,也要重视开发项目或支出过多的部门,必须关注重点评价项目,使之与支出管理过程有机结合成为一体。

四、公共选择下的评价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他们之间的交易对象是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的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政治市场的供给者,他们之间的交易对象是公共物品。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是经济决策,主要是针对微观经济主体,后一类是政治决策,主要是针对公共部门。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要做出这两类决策。

(一)民众的选择

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既是选民、利益集团的需求,也是政治家和官员的需求,它是公共选择在财政支出领域的必然结果。虽然评价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但个人和政府在评价这个问题上的动机是各有不同的。个人之所以要评价是出于好奇心与责任心。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总会关心自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或有多少回报。财政支出的资金大多是来源于纳税人的,是纳税人将这部分资金以税款的形式上交国家,并要求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时力求将这些资金运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方面。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有纳税的义务,也同时有享受回报的权利。这种回报正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又将涉及到多个方面:政府在何时何地支出,以怎样的方式支出,是否有健全的保障机构和监督机构相配套等等。政府的公共开支多少与所带来的公共利益多少则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公共开支与公共收益是否对等,公共开支是否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则都需要评价后才能论定。正是在人们的好奇心与责任心的驱使之下,评价才有必要,才有意义。

出于监督的目的,人们渴望实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由于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是由这些人做出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人们有理由对政府支出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疑问。财政支出带来了“公共效益”,与此同时,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也会“搭便车”从而为自己带来了个人私利。正如史卓顿所说,“大多数公共选择的理论家预期,从公共物品中占便宜的投票人和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政治家与官员会决定征收超过需要的税收,以供给比公民按市场方式愿意支付的更多的公共物品,而且使这些物品的生产比市场物品的生产更加缺乏效率”。事实上,带来“公共效益”是财政支出的必然职责,财政支出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支出,它不是为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支出。一旦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势必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也就容易滋生腐败。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之下,支出预算会不断膨胀,而这种“膨胀”不仅不会带来公共效益的提高,而且还会使公共支出的实质和目的面目全非。所以,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不仅要为增进整个社会公共福利服务,也制约个人私欲的恶性膨胀。政府部门理应更多地从公共效益的角度出发,用公共的权力去谋求公共的事业,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广大纳税人对政府部门寄予的厚望。

(二)政府的选择

政府也需要实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迫于公共选择的压力,不得不评价。要求评价是人们共同的呼声,政府不应逆时代潮流而行。为公众利益服务是政府部门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只有赢得民心的政府才是稳定、持久的政府。1957年唐斯在他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曾提出:政治家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最大化,政治支持最大化具体体现在为获得选票最大化。政治家和执政党所追求的是能使他连选连任的政策。在这样的压力下,财政支出效益评价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广大投票人要求评价的呼声下,政府部门也应促成评价机构的建立。其实,政治领域追逐选票最大化与经济领域追逐利润最大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家必须使自己的竞选方案符合大众意愿。政府部门也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理论的,他们也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失去选票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所以,他们必须为公众着想,从而利己的目的促成利他的行为。

其二,政府出于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对本部门的开支精打细算,因此要对支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是基于部门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它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是政府部门自发产生的。通过这样一种评价,政府部门可以检验支出项目的运作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还能判断出支出实体的决策、管理能力以及供应方的履约能力。如果支出项目运行效益差的原因出在支出实体身上,那么有关部门在上报支出计划时,就要严格审查;如果问题出在供应方身上,那么也应予以通告,从而使供应方的声誉降低,失去与政府部门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凡此种种,都是出于对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的考虑。

(三)实施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方式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通行的公共选择有两种:一致同意规则和多数票(通过)规则。在一致同意规则下,一项评价议案只有获得全体投票人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这种规则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但这样的决策成本是极高的,因为一项评价议案要能得到各方一致赞成需要进行大量协商、谈判,必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几乎没有意义。据有关资料,一致性在3人以上的场合就难以达成,更何况效益评价是公共选择,其涉及的人数成千上万。既然是一致同意,那么只要有一人反对,这项评价议案就难以实施。于是总有一些人会凭借他们的一票否决权,趁机威胁或敲诈那些想努力使这项议案通过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使得多数人拥护的决议不能通过。很多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选择有过程而没结果,由此造成资源的浪费。著名经济学家林达尔虽然曾提供了更为精致的全体一致同意模型,可以证明它与帕累托最优的高度一致,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模型也没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或称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机制,使所有的当事人都说真话或称真实显示偏好(刘宇飞,2000)。

多数票规则也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共选择规则。民主社会的选择方法总涉及如何把许多个人不同的评价偏好逻辑一致地汇总成单一社会选择问题。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阿罗用数学方法在公共选择领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社会选择方面,他也曾客观地指出:古典福利理论未充分意识到,即使个人间的效用可以客观比较,也必须进一步对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效用函数形式或汇总个人效用的问题作出选择,因此,得出的“社会效用”仍会有价值判断的任意因素(梁小民,1999)。新福利经济学虽然否认了个人效用的可比较性,并提出了某些明确的价值判断与社会选择机制之间的关系,但还是忽视了以下问题:这些价值判断之间是否相互协调?是否存在能满足所有这些价值判断前提的社会选择机制?投票悖论已经证明,当个人偏好不同时,通过偏好加总也难以达成一个有序的偏好排列。换言之,各人对评价模式的偏好不一,众说纷纭,其结果是无所适从。即便是评价模式达成共识,那么在同一种模式下,也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评价结果。这些不同的评价结果可能会是这样:有人认为A结果优于B结果,有人认为B结果优于C结果,而有人又认为C结果又优于A结果,于是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循环。出现了这种情况,只好借助于更多的制度约束来规范“游戏规则(评价规则)”,其成本的耗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民主制度赋予人们的选择权是“一人一票”。因此,个人无论对哪种评价议案的偏好有多么强烈,他也只能投一票,没有更多机会表达他们的偏好程度,这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评价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或是最有效率的选择机制。西方民主制度既选出了像林肯、丘吉尔和罗斯福这样一些杰出的政治家,也选出了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些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政治家。同样,民主制度下也未必就能选出最优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模式,一些高成本、低效益的评价模式也可能混在其中。虽然如此,公共选择还是为效益评价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这里主要是指用“市场”的方式建立互相牵制的评价机构。这里的“市场”自然指的是政治市场,也就是说,建立一个与支出部门相平行的评价机构,评价机构脱离支出部门,从而评价机构可以不受支出部门的过多管制和约束,能独立公正地作出评价。一方面,在公共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或者说是牵制机制则更为确切),重构政府官员的激励制度,按“政治市场”的经济原则来产生最优的评价结果;另一方面,重新设计评价模式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也即评价人或评价部门)尽可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二是法律制度改革,通过重新建立一套经济和政治的法律规则来规范支出效益评价。法律也是规范评价行为的一剂良方,这是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方面,同时也是我国当前制度建设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国的政治法律传统中,权利义务的观念在法律制度中几乎无从体现。历代的法制都是以刑事法规为中心,其核心目的则是维护专制君主的永久统治,法律的最高使命在于统治百姓,规范庶民以充当维护王朝永固的利器。因此,在民众的法律观念中,根本缺少以法律来保护自己权益的观念,更多的则是对法律的疑惧和憎恶的态度(刘军宁,1997)。但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随着国际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法治”建设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可能应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挑战。

五、结论

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实施的繁琐性使人望而却步。在支出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些突发性事件,因而,为了趋利避害,政策调整也是必要的。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评价本身,评价不仅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评价过程中进行策略整合。换言之,评价只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对支出政策起到纠正和导向的作用,以便使得支出效益朝着人们预期的方向行进。

财政支出的效益评价其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必须就税款的使用向纳税人负责。我国正迈向一个权利与义务意识逐渐强化的公民社会,一个法治取代人治的社会。在此背景下,公众将更多地关注财政支出效益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当前,财政管理正面临着由收入到支出的重心转变,强化支出管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中寻求提高支出效益、摆脱财政困境的对策,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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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普雷姆詹德.财政支出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5]吴俊培.重构财政理论的探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史卓顿.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7]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梁小民.经济学发展轨迹[M].上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

8.财政学理论论文 篇八

【关键词】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理论：现状

一、引言

对公立医院进行改革在我国的医改工作中处于重要位置，对此我国加强了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改革。我同在今年5月21日推出了《关工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到2017年全面开展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着重在“以药补医”体制上进行改革。除此之外还在编制和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使得公立医院在用人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利。本文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理论进行简述，探讨了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现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若十思考。

二、简述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

1.公立医院财政长效补偿机制

在我国的新医改工作中，国家财政为了使得公立医院实现在公益性上的回归，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通过发挥公立医院的社会功能来实现对广大人们公民的医疗上的需求，解决人们群众在看病上的难处。公立医院的经济补偿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除此之外还有个省、市、县财政及地方性利一会团体机构，通过这种鼓励措施能够保证公立医院的稳定发展，实现公立医院的预期制度体系的目标。

2.我国公立医院的主要财政补偿方式及发展趋势

我国的公立医院主要有定额补偿和差额补偿的财政补偿方式，除此之外还有总额预算等方式。因为医院成本的问题，总额预算和差额补偿等财政补偿方式会受到影响，因为在成本核算上不够科学，所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盲日性。而定额补助是根据公立医院实际情况进行一定额度的补偿，主要是根据公立医院的在编人数和床位数量等编制信息，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医务人员的劳务，但是在具体的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的额度上不能很好的进行确定，这是因为缺少有力的依据导致的，所以说定额补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对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进行保障，应该对公立医院的内部运营和管理进行优化改革，建立健全我国公立医院财政长效补偿机制。 3.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理论基本性质 首先，是公共财政的性质，公共财政有着公共、凋控和公益上的本质，是政府重要职能的体现。通过公共财政能够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给广大群众，而公共产品根据竞争性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准公共产品在这些性质上表现的不够明显。医疗产品和服务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但是具有外溢性的效用，虽然能够满足私人的需求，但是部分还是对公共的需求进行满足，所以说医疗产品和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在公立医院中应该完成自身的公益性职能，与公共财政具有一致性，公共财政应该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贴。

其次是社会公平，公共财政在维护公平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能够对年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群的社会基本生活水平进行保障，完成对整个社会的兼顾。在我国的利一会市场经济体制中，正是因为存在着众多的竞争经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竞争经济难免会带来他人的贫困，而这时政府应该站出来采取一定的政策进行对社会公平的维护。

最后是我国体制制度方面的分析，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进行直接的补偿是受到我国卫生体制机制格局的影响，是必要性的。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对公立医院补偿；另一种就是对公立医院社会医疗保险补偿。在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时候，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进行两种补偿方式的选择。

三、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现状

1.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总额度不足

我国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的主体是来自于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的额度对公立医院的正常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财政补偿的投入，但是在国家财政在公立医院上的补偿额度的增长速度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会使得公立医院在基本医疗服务工作及其他方面的任务不能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亏损具有政策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主要补偿机制为定额补偿和定项补偿两种，分别对应着经常性补偿和专项补偿两大类。其中经常性补偿主要用于医院员工的经费消耗，对医院的在职员工和离休退休的员工的进行补助；而专项补偿则主要是对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医疗设备和科研设备等方面的补偿。

通过对我国近几年的财政补偿在公立医院总收入的百分比和公立医院的资金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财政补偿在公立医院资金来源总额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说明国家在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但是公立医院的资金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医院出现了缓慢增长的负债和资金负债率，这表明我国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不能够适应公立医院的正常发展，所以应该加大财政补偿的额度。

我国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不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公共财政财权与卫生事权的分割，因为这中分权制度使得卫生事权的主要财政来源主要是南地方政府进行承担，虽然我国对其进行了改革优化，使得中央的财权得到了稳同，但是卫生事权的承担方仍然担在地方政府上，使得地方政府的资金出现不足，缺少足够的能力对公立医院进行足够的财政补偿。另外还有财政分权除了会使得经济出现地区化的特征，出现的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也会对政府公共事业支出的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会阻碍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

2.财政补偿依据不够科学和有效

我国在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偿的时候，会根据医院病床和职员的数量进行财政补偿，但是这种补贴方式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不利于公立医院对发展规模进行控制。我同在这方面缺乏科学的投入标准，不能根据人口的需求和医院的运行绩效等情况进行合理的补偿。我国的公立医院财政补贴机制不能够根据医院的发展规模、区域人口需求和投入产出的业绩等方面继续拧合理的分析并进行补偿制度的制定，并且内有科学的依据作为财政补偿的参考。随着我国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我国的公立医院在医疗设备、科学研究以及整体的发展上都有着一定的成就，使得人们权重的健康也到了相应的保障，对公立医院的发展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维持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形象。虽然如此，但是公立医院财政补贴投入的随意性和不够完善的财政管理机制，使得公立医院在病房、床位和医疗设备等方面不能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区域人口的需求和投出成本不能很好的进行控制，缺乏高效的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缺少对财政资金投入的合理规划。

3.不能够合理的对投入的资金进行管理

通过加强资金投入的管理力度，建立健全财政补偿资金管理机制，才能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用途、使用效率等方面进行保障，使得国家财政能够更加放心的对公立医院进行财政补贴。我国也曾对财政补偿机制进行改革，对公立医院的自主经营能力进行增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公立医院的自主经营和管理权力的增强实现了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行效率，减少了在财政方面的负担。但是我国在公立医院财政补偿的监管机制改革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之一是在政府宏观调控的时候不能合理的对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和规划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得公立医院的发展规模和各种设备出现了盲日性的更新和扩张；而另外一种是公立医院内部不能很好的对财政补偿机制进行评估，使得医院内部的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不能很好的控制，出现了设备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不能很好的对社会公益性进行展现。

另外医院的绩效评估机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不能很好的对医院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往往对经济效益进行着重的评估，缺少公立医院在社会效益上的评估，不能在投入效率、人口需求和医疗设备的更新等方面进行分析，缺少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

四、结语

隨着我国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重视，我国加强了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政策出台，提倡加强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的改革，完善我国的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更好地控制我国在公立医院上的财政支出，促进我国公立医院的发展，为广大人们群众带来更好地医疗条件。参考文献：

[1]李丽勤，虞兰香，罗阳峰，柯昌玲，张文斌.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研究综述[J].现代医院管理，2012，03

[2]郑大喜.绩效导向型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改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04

9.财政学题目 篇九

一、填空题

1、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社会物质财富是财政收入的实质内容，在商品货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以前，财政收入主要以 和 的形态存在。在现代社会，财政收入表现为一定量的 收入。

2、按照财政收入的形式分类，财政收入可划分为、、和 ；债务收入不再列入预算收入，而是主要表现为用来。

3、财政收入按管理要求不同可分为 和 二种。

4、衡量财政收入规模的绝对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的，相对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 的集中程度，一般用各级政府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5、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主要凭借 ,包括、、等。其中 是取得财政收入 的形式。

6、制约财政收入规模最重要的因素是 和。

7、国有资产收益按来源不同可分为 和、和 形式.国家集中的国有资产收益是 的重要来源,应纳入。

8、在一般的农业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由农业部门等 提供,随着工业化的实现,财政收入主要由工业部门等 提供,在工业化走向现代化以后,财政收入主要由商业服务业等 提供。

二、单项选择题

1、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是（）

A、税收收入 B、企业收入 C、债务收入 D、事业收入 E、国有资产收益

2、财政收入中，凭借资产所有权获得的收入是（）

A、税收收入 B、国有资产收益 C、债务收入 Ｄ，公共收费 E、其他收入

3、按经济部门分类，我国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

A、农业 B、工业 C、交通运输业 D、商业及服务业 E、采掘业

4、从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构成来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A、C部分 B、V部分 C、M部分 D、V+M部分 E、C+V+M部分

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相对规模的发展趋势是（）A、持续增长 B、持续下降 C、首先持续增长，然后持续下降 D、首先持续下降，然后持续增长 E、无规律可循

6、提高折旧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

A、减少财政收入 B、增加财政收入 C、财政收入不变 D、无法确定

7、在财政收入中，通过信用方式得的收入是（）

A、税收收入 B、国有资产收益 C、债务收入 D、专项收入 E、公共收费

8、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水平比发展中国家（）A、高 B、低 C、相等 D、无法判断

9、作为财政收入核心依据的是（）

A.政治管理权 B.公共资产所有权 C.固有资产所有权 D.公共信用权

10、各级政府按照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获得财政收入的形式有（）

A、税收收入 B、公共收费 C、公债收入 D、国有资产收益 E、其他收入

11、财政收入中，来源于Ｍ的收入，是通过（）来实现的。

Ａ、发行公债 Ｂ、征税 Ｃ、上交利润 Ｄ、罚没收入 E、公共收费

三、多项选择题

1、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因素有（）

A、经济发展水平B、经济周期循环与宏观经济调控 C、价格变动 D、政府的职能及范围 E、技术进步

2、无偿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A、税收收入 B、国有资产收益分配

C、罚没收入 D、各种借款收入

Ｅ、公共收费收入

3、按照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第三产业具体包括（）

A、流通部门 B、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 C、工业部门 D、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 E、为提高科学文化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

4、按照部门结构划分，上交财政收入的部门有（）

A、农业 B、工业 C、建筑业 D、交通运输业 E、商业及服务业

5、下列关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叙述正确的有（）A、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 B、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

C、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 D、无偿收入和有偿收入 E、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

6、财政收入中直接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例较小，主要原因是（）A、农民负担重 B、农业结构单一化 C、农业的投资收益率低 D、长期稳定的负担政策 E、农产品价格偏低

7、财政收入的数量和规模失当，其不良影响表现为（）

A、收入规模过大，影响市场机制的良性循环 B、收入规模过小，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 C、收入规模过小，影响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 D、收入规模过大，容易产生腐败 E、收入规模过小，影响政府的效率

8、制约财政收入规模最重要的因素是（）

A、经济体制 B、分配制度及政策 C、价格变动 D、生产技术水平E、经济发展水平

9、来自必要劳动产品价值V的财政收入有（）

A.个人所得税 B.企业所得税 C.居民购买的国库券 D.直接向个人收取的规费收入 E.出售高税率消费品的部分收入

10、下列不属于国有资产收益的是()A、国有企业上缴利润 B、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股权的收益 C、国有企业使用权转让收入 D、所得税 E、企业发行债券

四、判断题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财政收入的基础，所以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

2、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所有制结构为一定的条件下，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因素关键是国家的需要。（）

3、由于财政财收入主要来自剩余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剩余产品价值率的提高，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一定会提高。（）

4、从国际比较看，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创造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0%以上，居于主要地位。（）

5、社会主义国家行使财政权力，既凭借政治权力，也凭借财产权力，两者并重。（）

6、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唯一形式。()

五、简释题

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规模 财政收入结构

六、简答题

1、试述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因素。

2、如何分析技术进步与财政收入规模的关系？

七、论述题

1、简要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2、试从财政收入结构的角度探讨提高中国财政收入水平的途径。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税收；社会物质财富；劳役； 实物；货币

2、税收收入；公共收费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其他收入；弥补预算赤字。

3、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

4、财政总收入；社会产品价值总量；预算内财政总收入。

5、公共权力；政治管理权；公共资产所有或占有权；公共信用权；政治管理权；的最主要和最基本。工业部门。

6、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

7、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资产收益；资源性国有资产的收益；其他国有资产收益形式；国家财政资金；政府预算。

8、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二、单项选择题

1A 2B 3B 4C 5D 6A 7C 8A 9A 10B 11B

三、多项选择题

1ABCD 2AC 3ABDE 4ABCDE 5BCDE 6CDE 7ABC 8ABCDE 9ADE 10DE

四、判断题

1错 2错 3错 4对 5对 6错

五、简释题（略）

六、简答题

1、试述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因素。

(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二)经济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政策。(三)政府的职能范围。(四)经济周期循环与宏观经济调控。(五)价格因素。

（六）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会引起

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如在发生内外战争时，国家必须动员各种财力以稳固政权或维护国家利益，因而财政收入规模会急剧扩大。

2、如何分析技术进步与财政收入规模的关系？

（一）技术进步加快了生产速度，提高了生产质量，增加了国民收入，总而使财政收入的增长有了充分的财源。

（二）技术进步降低了物耗比例，提高了人均产出比率和社会剩余产品价值率。

七、论述题

1、简要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财政收入的绝对额都是逐年递增的，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跌宕起伏。财政收入的相对额，即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或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一)放权让利阶段的财政收入（1979年—1993年）

在纵向上，从1978年开始，政府多次对企业进行了放权让利改革，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方面，向企业倾斜。但由于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佳，微观效益不理想，而不得不加大放权让利的力度，以激励企业行为。这使得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线下降趋势。

在横向上，通过改革经济主管部门的财务管理体制，扩大了部门财务自主权，把一些本应纳入国家预算内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交给各个部门，实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管理资金，调动了各部门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预算外资金挤占了预算内收入，肢解了财政预算，分散了国家财力，增加了宏观调控难度。

放权让利造成了财政预算内收入的下降。因此，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逐年递增，但其增长速度显然不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改革初期，财政收入对国民收入的弹性值平均为0.067。也就是说，财政预算内收入的增长未能赶上经济增长的步伐，结果造成了财政预算内收入相对规模的持续下降。致使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中央宏观调控不力。

对1979—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因素的测算表明，技术进步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5%左右。1979—1987年间，中国财政收入绝对额增加1115亿元，其中来自技术进步等集约性因素所得为350亿元，约占31.4%，来自其他因素变化（资金和劳动投入）所得为370亿元，占34.1%，来自价格上涨所得占33.2%。也就是说，尽管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低，但它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据粗略测算，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是其他因素的2.8倍。(二)转制阶段的财政收入（1994年至今）

1994年，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税收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公共收入体系，有效地阻止了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的势头。财政收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值也有所回升，1995年为0.6。1996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

这一时期，中国统计指标体系也逐渐由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过渡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口径与国外有一定差异，现行的财政收入仅指预算内收入，不包括预算外收入和所谓的体制外收入，预算外资金主要由收费和基金构成，体制外收入主要包括非规范收费和摊派，而这些收入均属于政府收入或公共收入。如按调整口径粗略地测算，1995年全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可调整为17.8%。

1995年起，国家逐步实行“费改税”试点工作和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

1996年又进一步强化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将一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和基金转化税收征收，纳入预算内管理。

1997年政府将13项基金和附加纳入预算内管理，减缓了预算外资金绝对规模的增长。199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经济秩序逐渐好转，同时加强税收征管，规范了政府行为，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整个“九五”期间，财政收入年均增加1000多亿元。1997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改革前十年财政收入之和。

（三）点评

财政收入既是一定量的资金，也是财政分配的一个过程；既可以作为一项政策来使用，也可以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抛开财政收入的其他属性，单独来谈财政收入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物耗降低，经济效益越高，剩余产品价值所占比例就越大，可供财政分配的产品就越多。因此，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有较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作用。但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技术进步占了较高比重，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等国高达80%左右。因此，今后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的经济效益是增加中国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

尽管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了回升的局面，但中国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是较低的，这制约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规范政府分配行为和社会收入分配秩序，尽快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统一和规范财政收入体系，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的有关法律法规，逐步采取相应的措施将所有的公共收入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从而规范政府行为，解决公共收入体系的离散性问题。

从中国财政收入的历史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体制、政府职能转换、分配政策和制度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制约作用。

2、试从财政收入结构的角度探讨提高中国财政收入水平的途径。

（一）财政收入形式

财政收入按收入形式可分为税收和非税收两大类，税收收入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非税收入指企业收入、费用收入、公债收入等。

财政收入方式是和一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的。一般说来，国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收入中的国有财产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较多。联邦制国家的政府收入中，税收收入占绝大多数，扣除债务收入后，一般税收收入占到政府收入总额的90%以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方式的结构变化，是和经济体制的变化相一致的。在进行了两次利改税和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后，税收已在中国财政收入中占据了很高的比重。今后在严格国债风险规律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国债这一收入形式的比重。

（二）财政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收入来源分类方式主要是为了体现财政收入从何处取得，反映各种收入来源的经济性质，同时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反映各种收入来源的变化趋势。按这一分类，中国各时期各类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及其变化情况如下： 1.财政收入的所有制构成：

财政收入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是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大体吻合的。建国初期，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来自于两者的财政收入占40%以上。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一五”时期来自国有经济的财政收入达69.4%，来自集体经济的达9.8%，个体和私营经济则退居次要地位，之后的经济体制使国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最高曾达90%以上，80年代初仍达82%。1979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集体和其他经济成分有了较快的发展，提供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目前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50%左右。2.财政收入部门构成分析

建国50年来，工业和农业两大生产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始终占国民收入总额的80%左右，两大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居较高的比重。但我们应当看到，除工农业以外的其他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近年增长速度很快，目前已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0％以上。因此，在注重从工农业部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根据有关部门的生产规律和特点，采取有效措施从建筑、交通运输、商业及其他部门筹集财政资金，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财政收入级次结构分析

按财政收入征收的政府级别的不同，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分为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鉴于中国的政权体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地方又分为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级市）、县和乡镇四级政府，一般是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财政，因此中国的财政收入也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财政中又包括了上述四级。从财政收入的征收级次上看，许多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征集较多份额，然后再拨付给地方政府使用.中国1994年的分税体制也是在朝这方面努力，通过分税制改革，按事权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形成保证中央收入正常增长的良性机制，从而逐步提高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四）财政收入的区域结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