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媒体话语权

2025-04-10|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校园媒体话语权(9篇)

1.校园媒体话语权 篇一

一、打造“内容工程”, 发出“有思想的声音”

内容决定新闻媒体生存与发展, 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 应始终坚持“内容为王”, 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1. 由部门“板块状”向“链条状”转变

自媒体时代, 传统的内墙割据格局严重禁锢了广播媒体新闻竞争力, 各频率单打独斗、各自为战, 资源浪费明显, 生产效率不高。为破除部门壁垒, 应重组内部组织结构。目前, 国内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先后组建新闻中心、新闻指挥中心和新闻应急指挥系统, 实行新闻联动机制、核心策划机制, 同时完善相应制度建设和考评体系,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一架构中, 新闻中心担任“总指挥”、“总调度”, 各频率则作为“行动实现者”, 部门间协调一致、紧密配合, 通过“网状布局”快速辐射, 新闻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利用。通过生产流程重构, 实现了新闻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广播需要这样的内容生产流程的转变, 使之与传统媒体的资源人才优势匹配协调, 产生效益最大化。在流程改变的同时, 还需要加大信息流量, 提升报道速度, 并与新媒体高度融合。

2. 由新闻“描述者”向“解读者”转变

自媒体时代, 每一名受众都可能成为新闻制造者, 传统媒体抢抓“第一时间”变得愈加困难。从提供内容到提供观点, 由新闻“描述者”向“解读者”转变, 是广播新闻未来的生存之道。新媒体时代, 听众对分析类、意见类等观点信息需求强烈, 迫切需要主流媒体权威声音引导舆论。未来, 广播应重点提高网络环境下的议程设置能力, 以建设性的心态关注热点、引导难点, 并用鲜明的观点吸引黏住受众。

二、打造“情感工程”, 发出“有温度的声音”

作为主流媒体, 广播应始终把正确导向贯穿到媒体融合发展全过程, 通过活动载体创新和宣传平台拓展, 发挥媒体示范引领作用, 使主流价值观在广大听众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情感传播是广播媒体的固有优势, 在自媒体时代下, 应借助这一优势, 通过典型报道引领、爱心活动跟进、公益广告推广、多种手段深化等方式, 由广播单向传播向多向互动转变、由以宣传与产业为基础向增加社会活动载体和引导示范功能转变, 实现主流媒体有效传播时代主旋律的使命。

去年, 中宣部等部门开展了“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活动, 通过演讲, 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新闻一线从业人员“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担当。新的传播环境下, 传统媒体更需要这样的担当, 带着“温度”去观察思考、记录实践, 传播正能量, 释放人文关怀。正如商品售卖重视用户体验一样, 与新媒体的“温度体验”竞争, 更值得广播媒体重视。从新闻报道细节体验受众的体温、与受众同心, 更容易引爆受众情感, 让他们得到情感满足, 从而提升媒体认可度。

三、打造“助力工程”, 发出“有责任的声音”

与新兴媒体偏重于问题曝光不同, 传统媒体新闻宣传, 应更加突出“助力”功能。在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主流媒体不仅要设置话题, 影响舆论, 更要助力解决问题, 做到“帮忙不添乱”。广播媒体需深度参与经济生活, 不断推出深度经济报道, 精心策划, 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脉络设置选题, 强化对本土经济现象、经济发展优势及短板分析的关注。可设置“权威专家访谈”把脉支招, 提供智力支持;“先行先试报道”典型引路、示范辐射带动;“公益背景解读”提炼精髓, 加深受众认知。还可以通过“记者体验式报道+听众体验活动”的线上线下互动模式, 增强受众参与性和助力宣传效果。区域间的广播媒体, 也可以利用各自优势, 策划地区之间的大型经济互动活动, 为地方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

同时广播还应创新《行风热线》等监督服务类广播节目的内容形态, 节目由“线”延展到“块”, 将监督问政平台下沉延伸到基层, 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效能提升;并开办节目, 主动聚焦城市生活热点焦点问题, 对百姓疑难问题给予重点关注和权威解答回复。与此同时, 官方网站增加服务功能, 由新闻网站转变为新闻与服务相结合的综合网站, 通过从“提供信息”向“提供服务”转变, 以助力政府民生工作开展。

四、打造“融网工程”, 发出“有活力的声音”

针对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广播媒体应树立一体化发展观念、强化互联网思维、增强借力发展意识, 做到“两个理念转变”:从单一媒体到多元媒体的转变;从机构传播到社会观点的转变。采编人员树立“跳出广播、追求全媒”理念, 所有策划传播都以音频、视频、网络传播统一融合为目标;新闻产品内容适应新媒体“微”传播特点, 尝试碎片化播出;加强网站、手机广播、微博、微信、客户端、数据库建设;主动融入社交类应用和技术, 促进社交平台与新闻传播平台有效对接。包括频率节目, 应尽快扭转“以制作的节目和提供的信息吸引受众, 让受众自己找上门来消费新闻产品”的传统理念, 迅速完成从机构传播到社会观点的转变, 更多地尝试主动走到有可能消费新闻内容的人群中, 通过网络渗透到个人, 渗透到各个群体;主动立足于社交平台, 跟公众实施直接对话, 通过社交平台获取更多新闻线索、更多分析角度、更多资料来源, 集纳社会观点, 形成机构传播外的舆论场。

当下, 广播媒体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 不断提高信息传播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互联网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工具, 既然是工具, 谁都可以利用, 传统的广播媒体利用互联网, 同样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新媒为用, 广播为体, 通过互联网聚拢人气, 推动本体发展, 是广播媒体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而在未来, 广播也将与互联网互为表里, 形成统一的整体。

五、打造“智库工程”, 发出“有品质的声音”

新媒体层出不穷, 如果没有不断更新的核心产品, 新媒体也会迅速沦为旧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年代, 广播应该守住什么?坚守新闻高品质和媒体自身特色, 在专业性上形成核心竞争力。广播媒体应重点构建两个战略——“精品战略”和“人才战略”, 构建“专家人才库”, 吸引国内省内顶尖业界专家参与助阵, 从全球视野审视当下热点, 推出一大批有文化品位、有道德素养、思想水平较高的精神产品, 通过这些思想性强、观点鲜明、制作精良的新闻作品, 有效提升节目品质和影响力, 以及与新媒体共存的竞争力。

摘要:移动互联时代, 广播媒体如何“变法”, 如何抢占媒体话语权?关于这个问题, 许多业界专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中国记者》杂志曾刊文指出, 传统媒体“变法”不是简单生搬照抄新媒体, 应以传统媒体优势特长注入新媒体, “新媒体基因+传统媒体灵魂”才是破解之道。对此, 本人深有同感——从特性对比看,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各有优劣, 应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就广播媒体而言, 曾经历过几起几伏, 更应以变化的动态眼光审视问题, 深入思考, 探索适合自身的媒体融合发展路径。

2.媒体应增强社会“热点”话语权 篇二

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本身错综复杂,难以判断和把握,社会热点问题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大,容易引发对立情绪,甚至造成社会冲突。社会热点事件要成为突发公共事件,一个很重要的中间渠道是媒体的报道,其演变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则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从大局、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给报道组织指挥和具体实施带来难度。

何为“热点”?笔者认为,就是涉及整个社会或某一群体切身利益的问题。主要包括经济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以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物价、社保等涉及百姓生活的各项实际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计民生”。“国计”就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和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乃至左右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势;“民生”就是涉及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这类选题更加具有生活性和贴近性。当然,在具体报道中,“国计”题材和“民生”题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不少精品力作既包含了“国计”的重大性,又包含着“民生”的生活性。在改革开放后诞生的名篇中,这方面代表性的报道有《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新华社的《关于物价的通信》等等。以《关于物价的通信》为例,我们国家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相对平稳的物价之后,物价涨速过快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社会“绷得最紧的弦”。而这篇报道当时被经济学家称为是一部“袖珍经济学”,就在于其既讲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又讲了这项改革不能超过社会、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是一篇强烈反映人民呼声、为改革加油鼓劲的好报道。

在我国,媒体对重大问题的反映大多是以舆论监督的面目出现的,这是对媒体发挥自身特殊作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许多时候,报道所反映的问题看似对某一地区、某一单位、某一类人的揭露和批评,但所指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期待、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这些报道表面上看是暴露了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里的丑恶和不公,实际上却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这一点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在“热点”问题的报道领域,特别需要记者的责任、胆识和专业精神。要发现“热点”需要“吃透两头”,既要深入实践,又要领会中央精神。社会热点问题引人注目,是非莫辨,往往成为公众情绪的“催化剂”,涉及舆论走向。因此,搞好社会热点问题报道,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摆在媒体和记者面前。

一.冷静理性、正确认识、高度重视社会热点问题报道,占据主动不跟风。

搞好社会热点问题报道是媒体履行职责、服务大局、提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一个媒体如果长期在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报道上失语、缺位,其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所以媒体和记者都要心怀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牢固树立阵地意识、责任意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靠前指挥。按照新闻标准判断热点事件,不跟风,不盲从,理性判断,深入分析,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防止观点偏颇,保持冷静理性,占据主动又不跟风。占据主动,就是应当及时引领热点,而不是跟在热点后面跑。比如央视的经验是主动策划,深入调查,密集报道,提升社会关注度,切实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这样的报道,才能提升媒体的公信力,进而提升影响力。

二.重视策划和组织,积极介入,稳妥把握,提高舆论引导艺术。

对于社会热点新闻,没有不能报的问题,只有怎么报的问题。要把握好导向和基调,把握好尺度,体现建设性和负责任,使报道有利于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凝聚共识、维护稳定。报道中,要充分认识到一件事件背后可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或背景,可能涉及到个人、群体甚至阶层的切身利益,涉及到众多层面、众多因素,因此,要看遠看深,分析事件在纵向、横向以及事件内部存在的紧密联系。既要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出发,充分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和采取的措施,又要如实反映群众的诉求,力求客观、公正、准确、全面,使多方利益得到表达与聚合。报道过程中,在标题制作、报道手法、稿件篇幅上注意平衡,报道与评论要平衡得当,事实和观点保持一定比例,避免掺杂个人感情。

(作者单位:包头日报社)

责任编辑:邰山虎

3.校园媒体话语权 篇三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由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承袭了密尔顿、洛克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 [1]

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

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大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非理性和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那么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刚刚拉开的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序幕,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的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

二、公共话语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和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和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 [2]

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

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

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

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和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沟通上下、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和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和。

三、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

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有条件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和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大多数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3] ,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而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 [4]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将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5]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规制的理想的公共话语状态的。

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我们甚至目睹了公共话语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的现实场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大多数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毋论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公共事务,网民们更多地是扮演欢乐的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其次,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论辩”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和“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和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令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当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一词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6] “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并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的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表现。

翻阅当下的流行报纸,几乎每期都有文章探讨互联网时代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研究者创造出一系列新名词如“拖延症”、“囤积症”、“多重任务疯狂症”、“焦虑疯狂症”、“网络暴民”等等,来形容数字时代人们的病态表现,我们探讨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其实归根结底是网络时代人的异化导致了公共话语的异化。被数字技术异化了的人们,表现出了娱乐至死、非理性、狂躁、多重任务疯狂等等异化行为,故而这些异化人类建构了一个异化了的公共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网络是人们意见和思想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正如媒体人张晓舟所言:“…它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 [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高速成长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可能是被数字时代的“异化人类”所占领的宣泄欲望的场域,这远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态。在这样一个伪公共话语空间中,充斥的必然是同样异化了的公共话语。

四、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

我在前部分用很长篇幅,解释了为何将“异化”一词用在数字时代的公

共话语身上,其基本逻辑如下:

1、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系列异化行为。

2、由这些“异化人类”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可能,因此充斥其中的公共话语亦是带有异化特征的。

3、根据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我们可推导总结出公共话语的几个特点,而数字技术时代的公共话语,恰好背离了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证明了公共话语是被异化的。

那么具体来考察当下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它都有哪些表现呢? 最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时代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不再是严肃的、诉诸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恰恰相反,娱乐的、非理性的、混乱的、不准确的话语,甚至正在侵入一些严肃的场合,例如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法庭。最新近的例子莫过于今年两会期间,于3月2日举办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竟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作结,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有时真像塞缪尔•贝尔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8] 其次,在娱乐化和非理性化导向下的公共话语,一般来说是背离了公共性的,即对于公共性事务谈不上建设性的裨益,甚至还可能演变为一幕幕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和无厘头的口水大战。有关公共话语的这一异化表现,清华大学郑恩等人认为在戏谑、狂欢症候的引导下,公共话语会形成“碎片化——共鸣极化组织特征”,并主要表现为戏虐和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这几个特点。[9] ,佐证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百变小胖”、“犀利哥”、“贾君鹏”等,公众在不断的话语“歪楼”中寻找一种想象力被满足的快感,但这种无厘头的讨论和炒作以娱乐开始,亦只能以娱乐结束,对公众事务并无裨益。

至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和公众借助互联网交流渠道和实时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网民们进行人肉搜索的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例如“表哥”杨达才的微笑图片在网上被公布后,网友们在短时间内对他的眼睛、手表等进行人肉搜索,最终导致了微笑局长被双规。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反腐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肉手段的无限制使用,也将危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公众在舆论的广场中将无辜民众的家底全部兜漏,这不仅违反了被人肉者的基本权利,更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以人肉为乐趣的过程中,给网络谣言以滋生空间。

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则更为可怕。自药家鑫案以2010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了结后,部分公众和媒体才开始反思案件中网络舆论对媒体舆论的片面导向,以至于对法院判决形成了压力。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之间是有边界的,公共舆论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非理性声音,并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乌合之众”心理,渐渐由一种声音占上风,最终导致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而这往往是十分可怕的。这不仅使少数理性的声音在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发不出来,亦无益于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

2012年9月中旬,我国各省市地区的保钓游行中,部分狂热人士在游行中采取极端暴力行动,例如砸毁过路的日系车辆等。公共话语的这一畸形化,若不被加以正确引导和规制,最终甚至将颠覆政权。

五、数字技术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

我们已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缘由,追溯到了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只是在感性认识层面,对互联网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种种异化的表现列举了一番,并没有从源头上追问,数字时代的到来,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性中都潜藏着某些弱点,一旦有某种契机,这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弱点便会被唤醒,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正常或是邪恶。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便捷的表达机制,一方面为人们的表达自由带来了方便,但在此过程中,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恰与人性的某些弱点结合,上演了一出出人的异化大戏。

别尔嘉耶夫曾用精辟而深刻的语言,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预见性解释:“……而这一个经验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客体化世界。”在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和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此,人自从被抛入了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由此而生。[10] ,人性中的那些弱点,导致了互联网世界这一客体化世界来临时,人们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互联网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性,导致生存其中的大众,表现出种种及其特殊和不寻常的异化行为?人性的弱点和互联网世界特殊性,二者怎样的结合,才开出了新时代“人类异化”的这朵奇葩? 首先,人的从众心理和观望心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更容易实现,并通过从众和观望心理的实现,保障了自己是与多数人同步的,内心的安全感也由此建立。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研究群体心理的作品《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不难解释公共话语空间的舆论一边倒,言语非理性、极端化等等现象了。

其次,囿于思维的惰性或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满足自己想要不断掌控的心理需求,但却往往无力甄别筛选信息,而更倾向于听从宣传或曰被洗脑。陈丹青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当今中国应试教育过来的青年学生,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他们表现出的大多是信息爆炸、行动困境、思维简单、言语木讷。[11] ,在大众传媒和电子传媒无比便利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接收信息,因此信息和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人们往往处于一种追寻最新消息、把握时代律动的不安定状态中,这种状态虽然是由于人们热烈的探索欲和求知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导致了大家思考时间的减少和思考能力的下降,从而更容易地成为意识操纵的对象。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时时刻刻挂在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感叹。

另外,由于传媒的媚俗特征,它的内容发送特征以及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导致如今的媒体越来越不严肃甚至轻飘。大众是需要娱乐的,在娱乐信息的播送和探讨中,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猎奇欲望、偷窥欲望,满足了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热爱。这种全民娱乐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很明显却是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的,那么寄生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亦无从谈起。但这恰恰是所有专制者最喜欢的,因为不思考、只娱乐的愚民最好管理。

最后,每人心里都有一颗自负的种子,自媒体时代不断向人们传达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暗示,恰好满足了人们颠覆权威、放纵自身的强烈欲望。公众不再迷信于所谓专家和权威人士,而认定自己也有解析一切事务、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种狂妄的心态一旦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相结合,极容易地便形成了非理性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观点,如此一来,微弱的理性声音,自然不被人们所听到了。

六、走出异化,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 ,导致了当下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或者说导致了公共话语空间发育的偏离常态,那么要想建立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最终要从摆脱人的异化入手。针对以上篇幅描述的数字媒体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和异化路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克服当下公众的种种异化行为——

首先,越是在数字化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越要对数字技术保持警惕。作为广义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对计算机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已渐渐成为网络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网络大大缩短了时空限制,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迅捷;网络世界中内容的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探索欲望;但同时人们也被困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现实中不能自拔。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伽达默尔对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当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科学曾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然而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无限扩张,科学最终又将导致自身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科学造成,科学对客观性的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强调其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并将其推广到一切领域,而与客观性相联系的是对普遍性的强调,过度地追求普遍性将最终消解了个体性与独特性。针对现代科学所造成的蒙蔽,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限制科学自身的范围,才能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其次,既然数字技术具有有限性,那么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些人之为人的传统和敬畏感。何平在《伽达默尔科学技术反思研究》一书中详细梳理探讨了了伽达默尔强调科学技术与人的存在意义尖锐冲突的原因,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非机器,能动性、创造性和思考力,正是人作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说:“正因为人折射除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 [12]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科技产品可以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并不能成为绑架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便捷的交流是可以的,但通过电波和磁场的交流,永远不能代替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因为电波和磁场,不能传播人们的气息和丰富的情绪。

俄国作家谢•卡拉-穆尔扎有一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的消亡作为它的结果和原因,与它一起运动来操纵人们的意识。并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话佐证这一观点:“由于把生命攸关的一切活动都比做机器的工作,社会也就变成了一台把人

……人成了一种原料,需要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因而那个过去曾经具有完整自我、思维健全的人,现在就变成了工具。人性的显现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口头上还宣布说它是主要的。然而一旦目的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它就会毫无商量余地地受到侵犯。所以,绝对要求扩张到哪里,哪里传统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并将消亡。大多数人却如同沙砾一样,他们是没有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随便利用。” [13]

因此,坚守某些传统,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对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警惕,是每个人走出乌合之众圈套的起点,也是公共话语走向理性和营养的起点。

第三,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更要有意识地克服某些人性的弱点。互联网世界这一庞大的客体化世界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践行别尔嘉耶夫描述的可怕状态,即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只有有意识地克服从众心理、观望心态,思维惰性、猎奇欲望,娱乐心态、看客心态,自负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疯狂热爱,才不致使极端的自由,变成对人们极端的奴役,公共话语空间的声音,也将不复是娱乐话语泛滥、极端民粹主义话语泛滥了。

最后,每个人都要变成学习型、成长型的公民。我们都知道,正常、有效的公共话语,可以为公共事务有所裨益。但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具有的,它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亦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由不理性的、知识匮乏的平民,成长为理性的、有知识结构和分析能力的现代公民,这绝不是仅仅开放言论和话语空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公民培养。久而久之,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向着正常的理性论辩、合理协商的平台过渡。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沿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为什么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是怎样异化的——如何走出公共话语的异化”这一逻辑,回答了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通过公共话语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的对比,我们肯定了数字时代的公共话语确实存在着种种异化表现;通过分析网络的两面性和人性弱点的结合,我们揭示了数字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针对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和异化的路径,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将公共话语的异化还原为数字时代人的异化,并且对症下药,给出了走出异化,还原正常公共话语空间的方法和机制。

互联网世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舆论空间,但现在看起来从公共舆论到公共话语,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在自由意见市场上,各个生活轨迹完全不同的公众可以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如何将这种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总之,异化了的公共话语向理性的、建设性的公民话语的方向引导,这需要大家警惕人性的弱点,意识到数字技术的有限性,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公民,惟其如此,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才能在正常轨道上运行,我们的公共生活亦将变得更加美好。(作者系武汉大学)注释:

[1][英]密尔:《论自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46页。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46页。

[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4页。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1页。

[5]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3页。

[7]刘磊《:人人都有“电子眼“:监督还是偷窥?》《,中国周刊》2013年第8期

[8][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79页。

[9]郑恩,龚瑶,邓然:《基于话语分析和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2页。

[12][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4页。[13][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318页。

参考书目: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昆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第42-57页。

[10]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17页。

4.把话语权还给学生 篇四

开学以来一直感觉上课缺乏激情,初一还好,有几个学生上课发言还算积极,也能提出一些问题,初三一直是很沉闷,感觉学生参与课堂的激情很难调动起来。但今天的两节课,让我改变了近一个多月来一直所固有的想法:“这一届学生不会表达,不善于展示自已”。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学生不能调动,关键还是教师的心态,有没有用心在课堂上给学生表达、展示自已的机会。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是初一的课,上的是“2.6有理数的混合运算”这一内容,这一课时相对比较简单,也不需要课件(710班也没有多媒体),这一节课具体怎么上,实际上我上课之前也没有多想,但在上课前几分钟,我突然灵机一动,这节课能不能彻底放手,把课堂的话语权完完全全交给学生。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这节课是这样处理的。

首先是用课本上的合作学习引入课题,题目大致是这样的:一座圆形花坛的半径为3m,中间雕塑的底面是边长为1.2m的正方形,你能用算式表示该花坛的实际种花面积吗?这个算式有哪几种运算?应怎样计算?这个花坛的实际种花面积是多少?这个题目大部分学生都是自已可以完成的,所以也不需要小组合作这种形式。现在的很多公开课,动不动就用小组合作的形式,一节课好象不用小组合作,就不是一节成功的课一样,你说这又是何苦呢?有很多问题很简单,学生自已能独立完成,能独立思考,你说说这样的小组合作有多少意义呢?无非是做做样子,给听课老师看看而已,有多大价值呢?所以现在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在平时的公开课中很少用小组合作这一形式,目的是更多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用用小组合作,主要目的我也只是为了调节课堂学习气氛,适当的.增养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能力。

合作学习完成之后,我请了一个学生在黑板上板演了这一算式,并让这个学生讲一讲这个算式中有几种运算,并谈一谈运算的次序,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学生成绩一般,可能不太会能讲清,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很自信,面对全体同学讲得非常好,我顺着他的话题,提出了有理数混合运算的法则,从而很自然地进入到本课的学习中去。

接着我在黑板上出示例1(因为没有多媒体,我只有自已手写),我也是请了一个学生上台先讲一讲题目中所出现的运算类型,然后再讲一讲运算次序。我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

一讲到审题,我就有话可讲,我以前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提到审题教学这一问题,现在的学生,做作业也好,考试也好,很多学生是看到题就下笔,题目还没有完全看懂,就开始做题,所以导致平时的作业中错误很多,考试也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无谓丢分很厉害,很多学生题做错(基础还可以的学生,基础很差的学生也谈不上审题),并不是不会做,可能大部分是同没有认真审题,没有正确理解题意有关。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我想还是同我们教师的教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总是强调学生做作业快一点,上课也是快节奏,课件上例题呈现之后,往往很多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把题目看懂,我们教师就开始讲解了,教师讲解的重点也是放在解题的方法和过程上,而很少会引导学生科学、有效的审题,我们教师总认为学生会做,就会审题了,殊不知,审题很重要,很多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他们就真的很会审题吗?我看未必。

我们平时总是讲,考试中学生平时做过的类型,应该来讲得分会高一点,但一遇到不熟悉的题型,学生就不太会做了,所以我们总是抱怨学生应变能力差。但我一直在思考这一个问题,学生的应变能力差,同我们的教学应该有很直接的关系,在平时的教学中,每当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教师总是急不可耐地替学生着想,帮他们分析题意,理解题意,总是赶时间,好快一点完成教学任务,我们很少能给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让他们科学、有效的审题,自已去理解题意,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学生面对新问题的反应和应变能力自然会下降,到最后逐渐丧失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所以平时考试题做得多的班级学生考考是好的,但一到中考,有些新题型一出来,这些学生就基本上完蛋了,因为他们不会审题,只会做老题。所以我们经常讲做得多也没用了。

学生审题能力的提高,教师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审题思考时间,同时还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我相信大部分学生的审题能力是可以得到有效提高的。正因为如此,我在这学期的初一和初三教学中特别注重和强化审题这一环节的教学。回到前面的话题,通过和这个学生的交流,大部分学生对有理数的混合运算的法则应该来讲是很清楚了,前面的讨论我尽管花了很多时间,但题目审清楚了,学生做起来就非常快了,基本上没多少错误。题目做好之后,我又请学生谈一谈他们在运算时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找了三、四个学生,他们都讲的非常好,有的提到符号、有的提到运算次序、有的提到小数和分数的转化、有的提到带分数和假分数的问题……,应该提了很多,比我预想的还要多,真的有时在课堂上让学生多讲讲,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例2的处理也是如此,基本上以学生讲解为主,题中有一个数据在计算中没用到,课本例题的计算中也没有提到这一数据,但我让学生讨论这一数据到底有没有作用,在我的引导下,有学生想到,这一数据虽然计算用不到,但计算结果出来之后要同它进行对比,比它小才符合实际情况,有实际意义。这一点编写课本的专家没想到,我上课之前也没有去想,我估计很多教师在上这一课时,也很少去思考这一问题,但我在上课时突然想到这一问题,在同学生的探讨中,学生也认可我的观点。做完这个题目之后,我同学生讲,课本上不是一定就全部对的,有些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争议的,我们每一个人要不唯上,不唯书,一定要有自已的思想和判断。

这一课,我前前后后请了10多个同学上台讲解,我是彻彻底底把话语权交还给学生,他们讲得非常好,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有些学生比我现在教的初三学生还要厉害,很勇敢,也很有自信,也很会讲,假以时日,真的了不得。

上午第四节课是在初三上,内容圆的轴对称性第一课时,一想到初一学生都讲得这么好,初三我更应该放手了。初三这一课也是前前后后10多个学生上台讲解,讲的也很不错,有个别学生稍作培养,也是非常厉害的。

5.公共新闻:角色定位与话语权 篇五

话语权中的三权分立

“公共新闻”重构了作为公共成员的政府、媒体、公众的相互关系。在公共领域中,媒体搭建了一个平台,政府、媒体、公众得以相互沟通、理解、合作、制衡,以期公共事务能够得充分的讨论和恰当的解决,构建和谐的公共空间。在此过程中,公共空间里的三个角色:政府、媒体、公众形成了话语权的三权分立。

传统的党政新闻中,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公众被定位于被动接受新闻信息的受众。而在中国,做为媒体所有者的政府也通过媒体间接获得了话语权。媒体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利益和话语一致的状态。媒体致力于告诉受众发生了何事,在新闻报道中大多采取媒体视角,媒体话语。当时媒体说教风盛行,公众在新闻领域中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尽管传统新闻后来也逐渐意识到受众也有发言的欲望,出现某些反馈系统,但受众在新闻产品制作过程中终究缺少足够的发言权,受众与媒体在话语权上处于极其不平衡的位置。

在民生新闻潮中,由于媒体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使一部分人乐观的认为群众话语权得到了回归,但实际上群众话语权在民生新闻的范围中极其有限。它只出现在家长里短的市井生活中,很少涉及公共事务;而且很多时候还被媒体代为行使,只表现为一种媒体想当然的群众话语,而非群众的心声。更严峻的是,这种乐观会让民众自以为真的有了说话的权利,沉迷于媒体设定的充满生活琐事、离奇有趣、充满刺激与娱乐的“拟态环境”中不能自拔,而淡漠了对公共领域内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丧失了对于真正民主权利的追求。那些“民生新闻”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民众获得了话语权,而实际上这一席之地的获得更多的是媒体为追逐收视率而采用的手段,与真正的媒体民主和权利平衡相去甚远。这三方权利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媒体环境监测功能的丧失,媒体成了政府的“扬声器”而没有成为民众的“回音壁”,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被阻塞,公共领域内的矛盾无法得到及时完善的解决,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6.新媒体在时尚产业中的话语权 篇六

时尚的英文fashion原指服装、发型的流行款式, 现在广义的时尚产业包含时尚制造业和时尚服务业两大类。消费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引导社会生产的方向。在客观功能领域, 服装是必需品;但在精神内涵领域里, 当服装从必需品转化为消费品, 更多的是对时尚理念的演绎和审美体验, 是体现人生观价和价值观的时尚符号产品。在消费社会, 时尚产品的符号意义比功能意义更具有吸引力, 而新媒体成为时尚产业制造符号、传播符号, 推动消费的重要载体。

一、新媒体是时尚产业制造符号的重要载体

俄国艺术家尼卡拉伊说:“我们的世界正由知觉进入视觉。”图像是传播时尚的主要形式, 比文字更能激发我们的求知欲和消费欲。时装广告摄影师运用新媒体图像数字技术拓展图片的表现空间, 表达对时装更多故事性、梦幻性的审美理解, 制造时装的符号价值。时装图片传达的已经不只是时装本身, 更多的是图片背后的时尚潮流, 激发了消费者内心潜在的欲望和幻想, 产生审美共鸣, 比产品照片目录更能激起人的购买欲。

法国时尚品牌路易威登LV秀后几个小时, 就在Facebook以52台摄影机制作360度全视野观看模式。法国时尚品牌夏奈尔Chanel在上海推出国内第一场微博直播的时装秀, 洪晃等微博名人从秀场发时装图片与百万粉丝共享。2012年4月Burberry在北京举办3D全息投影时装秀, 将新媒体数字化技术与时装设计完美结合, 现实T台时装融和于情景交融的超现实主义3D虚拟立体视觉空间, 如梦似幻的诠释了品牌的内涵和时装流行主题, 给观众带来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全方位感官体验。

二、新媒体成为传播时尚符号的重要载体

1. 新媒体改变着时尚的传播方式

新媒体改变着时尚的传播方式, 使时装秀场不再神秘, 时尚信息更为公开化, 时装周许多发布会秀场上最后一个模特还没出场, Facebook、You Tube和Twitter等微博或视频网站上, 都已经满是看秀的博主们发的该品牌刚刚展示过的最新款式图片与评论。商业集团、时尚大牌设计师、资深时尚媒体人曾经是时尚产业中把持话语权的关键人物。如今这样的时尚正在被颠覆, 作为草根时尚或高街时尚的普通人群通过移动网络、智能手机、微博、微信等多种手段去传播舆论推动流行, 正如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2.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融合组成时尚话语权者的联合阵营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融合组成时尚话语权者的联合阵营, 以数字为核心、以融合为原则, 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他们通过更快更广更丰富的多媒体传播方式, 担任引领时尚的社会角色, 传播舆论推动流行, 取得了在时尚产业中的话语权, 影响消费社会时尚产业向多元化发展。

传统媒体时尚杂志靠时尚产品的广告收入为生, 在宣传时尚时难免缺失公正客观的言论, 但作为平民偶像的时尚博主们则真正做到以消费者的观点评价时尚并动摇传统媒体对时尚的话语权。美国13岁女孩时尚博主Tavi Gevinson的博客“Style Rookie”对时尚服饰品头论足并自己动手搭配, 其400万的点击率远超纽约市长的官方博客。全美最大的青少年时尚杂志《Teen Vogue》请拥有众多粉丝的她担任封面女郎, Karl Largerfeld、山本耀司和Marc Jacobs等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都将自己时装秀的前排位子留给她, 以她时尚博主的影响力来宣传时尚。2011年15岁的她身穿Chanel登上时尚杂志《L’Officiel》创刊90周年纪念刊封面, 同年创办自己的少女电子杂志《Rookie》。

三、新媒体推动时尚产业消费

新媒体社交网络具有庞大的用户群及海量数据库, 且用户参与度高。分析CNNIC《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发现, 2012年电子商务与社交媒体融合逐步加深。拥有较多粉丝的社交用户在跟大家讨论所感兴趣的话题中似有似无的插入商业信息, 产品促销更加隐蔽, 同时借助社交关系进行互动、且传播受众呈倍数递增, 分享和交流的同时诱发消费动机。据梅花网统计, 2013年一季度, 国内报刊媒体广告市场投放同比跌幅12%;而艾瑞网数据显示2012年新媒体互联网广告规模达到753.1亿元, 同比增长46.8%。

新媒体社交网站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 而传统商业模式信息传递大多是单向的。2013年3月22日Twitter公司宣布, 拥有超过2亿活跃用户, 每天发送的信息量超4亿条, 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100%的参议员和90%的众议员上Twitter。以风衣著称的英国时装品牌Burberry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的平台Art of the Trench首页上展示了许多不同人穿着同一款Burberry风衣的街拍照片, 更多Burberry粉丝上传照片, 分享自己和Burberry品牌的故事, 品牌打造以风衣为情感载体, 将消费者联系起来的社区营销平台。时尚产业消费的动力离不开传媒, 而新媒体的发展来势凶猛, 海量共享的传播功能、瞬息即达的搜索功能、即时交流的互动功能彻底超越了传统媒体。

参考文献

[1][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廖祥忠.何为新媒体.现代传播[J].2008, 5

[3]刘东明.微博营销——微时代营销大革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6

7.校园媒体话语权 篇七

【关键词】新媒体 平民话语权 叙述形态 人文关怀

一、叙述者:情感意识自然贴切

新媒体时代下,媒体在传播多元事件的信息话语中,媒介日常化的理念将生活的开放性与情节的完整性完美地统一在一起,贴切自然的人文风格逐渐渗透在媒体与平民受众所构成的话语领域中。

河南电视台的《小莉帮帮忙》作为一档帮忙类民生节目,媒体常以“平视”的态度与被采访者进行话语的交流与沟通。2010年3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楼顶,一名大学生发生轻生想法,该大学生置身于楼顶并且双腿侧夹在楼顶房檐的边缘之中,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小莉帮忙》栏目在了解到突发事件时,作为一名民生记者,陈小莉与同事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面对现场紧张的画面情境,陈小莉不顾个人生命安全,将个人身姿靠近侧于楼顶房檐边缘的年轻大学生,她左手一边拉着这位轻大学生的手,双腿一边侧跪在地。随后,她对这名大学生轻轻地说了一句:“来,拉着姐姐的手。…….”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沟通下,情况逐渐转危为安,在陈小莉耐心地协助下,这个年轻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话语中值得注意的是,“来,拉着姐姐的手。”陈小莉这句自然平实的声音背后,蕴含着一位年轻媒体工作者内心所散发出来的朴实的爱心,正是这份爱心,代表了媒体所具有的人文话语形象。

该案例中陈小莉作为电视媒体的话语叙述者,面对突发危急情况,个人话语形象的叙述实质上已由一名职业记者转化为一名普通百姓,对事件的报道与叙述中,陈小莉智慧镇定的态度、自然贴切的话语、真诚恳切地举止所赋予出的话语形象代表了媒体对于平凡生命的尊重和保护。媒体工作者作为事件的真实叙述者,其声音、语言、动作作为人文化的自然元素,在关注平民个体情感的过程中,由外及内的话语表现,流露出媒体叙述者话语间的情感意识,拉近了平民群体与媒体叙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以生命意识为根本,来关注芸芸众生的生活与命运。

二、叙述风格:具有平民化特色

新媒体语境中的互动共进原则强调出事物间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与变化性。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电视作为关注百姓话语权的传统要素之一,其叙述语态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新闻信息的传播打破了单一的文本界限,亦由义正言辞式向轻松幽默型转化,媒体叙述风格的平民化特色逐渐凸显。

2012年7月8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民生大参考》在播报一则关于地摊夜市卫生环境:脏、乱、差的民生新闻时,主持人这样说道:

“夏日街边夜市生意火爆,记者夜市暗访,大排档卫生状况让人触目惊心,市民消费之后屡发肠胃疾病,事后想要维权遭遇重重难题。地摊夜市引发卫生环境脏乱差、路边占道经营更是引发市民强烈不满,夜市到底如何规范,敬请关注《消夏夜市,想说爱你不容易》”。

简短的导语文字中,主持人作为事件报道的叙述主体,整体语言风格自然犀利,但其标题主体内容不乏幽默诙谐的成分,“消夏夜市,想说爱你不容易”以拟人化的语言特色在冷面叙述中融入幽默色彩的风格,深入浅出的对事件进行分析与评判,对于老百姓而言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犀利与幽默相结合进行话语的叙述,使得媒体在关注平民话语的过程中,平民化色彩语言成为较为突出的特点。

三、叙述技巧:人物故事化理念突出

互联网络的发展促使媒介环境逐渐倾向“人文性”,电视媒体与网络报道相结合共同构建人物故事化的表现特征,它常以周围群体中的平凡个体为源点进行报道,选取平民百姓身边所发生的典型事情,凭借细致入微的手法来展现人物自身的经历或事迹,凸显出人性中的闪光之处。

2012年7月15日,互联网络中的各大网站呈现出这样一则信息,央视新闻联播以“《90后最美学警 列车轮下舍身救人》为标题”,讲述了一名普通大学生舍身救人的故事:

“秦皇岛第二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李博亚静静的躺在病床上,左边小腿上的被子下面已经是空荡荡的,6天之前,李博亚正在参加学校组织的铁路暑运保卫见习活动,当天下午5点40分左右,从德州—哈尔滨的1547次列车,正在执勤的李博亚突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冲下了站台,面对行驶来的列车,李博亚立刻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几天之后,当记者来到李博亚的病房时,面对记者的采访,李博亚却是这样说的:“那时候也没多想,反正也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吧,看见有人跳下去了,想着把他赶紧拉上来,火车快来了。”

镜头话语的讲述中,《新闻联播》首先以“李博亚舍身救人”真实事件为主体内容,以倒叙化的、故事化的处理方式进行表达,通过时间回忆式的形态叙述出整个事件发生的缘由。在时间倒叙化的设置下所蕴含的人文情节由李博亚奋不顾身冲下站台延伸至一名普通大学生身上具有的乐于助人、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而这一情节色彩对于这则报道而言,恰巧体现出电视媒体如何与互联网络相结合进行人物精神理念的传播,呈现出一名平凡大学生身上所具有的不平凡精神。

结语

本文以新媒体语境中的“人文”理念为出发点,通过实例证明出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下,电视作为主流传播媒介,与互联网逐渐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不断地关注百姓话语的生存状态,媒体工作者作为平民话语的叙述者,他们一方面承担着事件的叙述与传播功能,在讲述事件的发生、发展中,从“说什么”到“怎么说”,自身话语形象被赋予出强烈的情感意识。老百姓对于自身尊严、地位、权益的保护意识开始加强。

【参考文献】

[1] (英)格雷姆·伯顿著,史安斌译.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 蔡帼芬,张开,刘笑盈.媒介素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3] 戴元光.社会转型与传播理论创新[M].上海:三联书店,2008.

[4]姚洪磊,石长顺.新媒体语境下广播电视的战略转型[J].国际新闻界,2013(02):13-21.

[5]魏巧俐.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03):132-135.

[6]董军.新媒体语境下我国电视新闻的叙事转向[J].电视研究,2012(06):17-19.

[7]周湖健.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解构分析[J].传媒文化,2012(09):230-231.

罗彬.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60.

8.蹲下来倾听——尊重孩子的话语权 篇八

节目一开始就强调了话语权,让妈 妈听孩子说。作为中国人思想中总是有一种老式家长的权威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给孩子辩解的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甚至打骂孩子。80后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进步,比起我们的父辈好了很多,但做得仍然远远不够。《妈 妈听我说》这样一个平台很难得,让很多问题母子(女)开诚布公的沟通,把话语权交给孩子,妈 妈作为倾听者,让孩子和妈 妈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解决问题。同时也给电视机前的我们带来深刻的反思。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00后,他们生活环境很优越,接触的都是现代电子设备,看到的是玲琅满目的多彩世界,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纯净的,而且不是蛮不讲理的熊孩子,而是非常有条理、思路清晰并且讲道理很理性的孩子们。我不得不感叹一句:少年强则中国强,有了00后,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强大!

其中有一段是探讨应不应该打孩子,我认为还是尽可能的少打。其实很多时候孩子淘气了那一刻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脑还没反应过来,手已经打下去了。听着孩子的哭声,自己心里也在流泪。但我打孩子有个原则,只能用手打屁股,这样小惩大诫,让女儿知道犯错了也就达到目的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打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一是有些道理她能听的明白,二是我每次想要打之前都深呼吸,数到三,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个为什么。 一般只要她回答,只要能说出原因,几分钟过去我的火气也消了,其实小孩子嘛,淘气是难免的,只要没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至于打碎只碗、弄丢本书之类的小事情,就没有必要大动肝火了。

其实打从来都不是目的,家长很多时候只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种无奈,既然可以通过沟通解决问题,那么就把话语权留给孩子,多听听孩子的解释,也让家长和孩子的心能贴的更近些。

不得不承认节目很写实,有了小朋友的加盟,也非常感兴趣,看的很认真。我一边看节目一边在检讨,平时陪女儿看书游戏,给她拥抱给她亲吻,看似时时刻刻陪伴,温馨甜蜜,可有时候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前些天带去海洋馆,答应给她买一个企鹅背包,可到后来她又不要了,还哭闹发脾气,当时我狠狠的批评了她一顿。两天后再问她为什么不要企鹅背包,懂事地说太贵了,那一刻让我泪奔。女儿如此懂事,压制着内心的愿望,煎熬纠结不懂发泄,而我没有耐心引导,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从而让孩子受到了莫大的委屈,究其原因就是不沟通,没有尊重孩子的话语权。三岁半的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表达也没有问题,如果多沟通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也不会让孩子无端受委屈。

如果家长每次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责备与发难,而且蹲下来,和孩子平等的交流,给孩子倾诉的机会,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我想父母收获的是更多孩子纯真无邪的感动,而我相信听了孩子的解释,回馈给孩子的肯定是拥抱和亲吻,而不是愤怒与咆哮。

9.校园媒体话语权 篇九

题目: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院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姓名:程刚

学号:2011200647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摘要:新农村建设中的话语权长期被政界,学界占据,文章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视野下,针对农民话语权的涵义,缺失状况及找寻路径作了初步探析。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话语权

随着社会主义系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但“三农”问题仍将是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首要问题,其中农民问题是最根本的。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政界学界的声音,听到了太多的关于新农村“这样”,“那样”建设的“应然”论调,而身为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完全淹没在强势的官方话语下。由此展开的新农村建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极少考虑地方的具体特点没有真正调动起农民建设的积极性,长此下去必将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因此,深刻认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实现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话语权的内涵界定及意义

对于农民话语权的内涵,我们不能仅仅做字面上的理解,即把它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言语表达。农民的话语权就是作为主题的农民对农业,农村,农民自身的发展有独立表达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有得到社会公平对待的机会,实质上是农民政治权利和民主意识的集中表达[1]。话语权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农民的信息知情权、发展决策权、管理参与权、分配监督权和平等诉求权等方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是能否给于广大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把农民的利益真正落到实处。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更是农民权利建设,而权力建设的核心就是农民话语权的保护。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要真正实现人民的福祉,使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必须要倾听来自农民的声音,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新农村是农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的家园,农民期盼什么,需要什么,幸福感是不是提高了,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来自外界的许多浪漫主义设想并不是最适合农村实际的,我们要相信农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要努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作用[2]。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作用,就必须最大限度保障农民的话语权。

二、农民话语“失声”的根源探究

1,转型期社会治理基础结构的缺失

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同与以往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乡村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配多元化的大潮冲击下,内生的凝聚力已经衰弱。传统意义上以宗法礼治秩序统一的乡村已经土崩瓦解,“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再也拧合不起强大的话语力量,在一个传统权威和规范缺失、现代权威和秩序尚未建立,多种规范和价值相互竞争与并存的“结构混乱”的社会中[3],农民的话语权缺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税费改革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的地位由于财力上移,责任下移而出现“悬浮”的特征[4],新农村建设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自上而下摊派下来,基础性治理权力的缺失使得基层政府再也找不到可以整合资源进行型农村建设的手段,只能用行政的单一手段应对,自然就没有了农民话语权的空间。

2,以政府为中心的外生推动型社会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型社会依然是当今的中国特色,我们要承认这种模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积极地建设性作用,政府的力量在凝聚资源、推进速率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同时这种模式也限制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淹没了零星的民意话语,这似乎显得只有农民甘于贫困落后、不求上进,但实际上中国最富创造力的群体就是广大农民群众,来自民间的智慧已经数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要相信农民可以发展自己,就像他们在历史上做到的那样,违背各地的发展现状强行推进新农村建设,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影响民生。

3,农民自治组织的缺失及政治参与机制的不完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取消人民公社后,中国的农民基本上处于无组织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能有效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在与利益集团的竞争中就处于劣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势,就被排除在政府的政策议程之外。个体小农的脆弱性也决定了作为个体的农民难以发出强势的话语,逐步被边缘化,造成了很严重的发展困境。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行,标志着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即在广大农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农民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的。总体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但在实际运作中,本属于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在一些地方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相反却成为了乡镇政权的“代言人”,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是“拿着村民发的工资,给乡领导干活”。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代表机构的选举也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就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使原本作为农民代表的村级组织缺乏权威,失去了政治信任。农民在自身利益受损失时,原本可以向村委会反映的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通道失去了功能,农民不得不选择集体上访的途径维护自身利益。

中国当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没能肩负起让广大农民群众说话的使命,太多的官员、学者而不是农民进入人大代表的队伍,就连法律规定的最低农民代表比例也远远没有达到过。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主要运作是通过人大代表参会议政来实现的。因此,人大代表的结构和组成是否科学,是否能够准确地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直接影响到人大制度职能的发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一直实行的是按比例原则配制选举权制度。1995年修改后的《选举法》将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统一规定为4∶1,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7%;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农民人大代表的数量与农民的总人口相比显然是不对称的[5]。由于农民们在立法和政策决策机构中,缺少自己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话语权,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和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与公平。农民自身的利益得不到真正的表达与维护。与此同时,即使是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也 4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难以保证他们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因为他们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乡镇村干部或是各种“能人”、名人,与广大的农民在利益、观点、想法上多有差异。由于农民在基本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层面话语权微弱,因此不少损害或忽视农民利益的政策、法律与制度由此得以通过。

三、维护农民话语权的路径找寻

1,认清国情、社情、民情是建设新农村的前提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之路要紧紧围绕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展开,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现成模式,中国的问题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是农村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单靠行政的力量推进城镇化之路是不能持久的,况且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已经高度分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当然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引导农民时要尽量避免浪漫主义的“应然”论调,而是要做到真正了解地区发展实际情况,真正明白农民要什么、缺什么,避免强势的行政命令代替民意。

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过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重塑支离破碎的乡村社会关系与结构,重塑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要在深刻梳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定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认清楚我们现在政策、体制的历史合理性,力求避免盲目改革的浪漫主义倾向,真正尊重过去,承接未来。

2,重塑有利于表达民意的制度平台是建设新农村的核心

制度具有根本性,农民的组织状况决定了农民在与其他组织对话中的地位,重塑农民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新时期农村建设的核心。

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状况除政权组织外,大体上还有三类:一是具有政治性的维权组织;二是具有经济性的合作组织;三是具有公益性的社区服务组织[6]。这些组织都具有自组织性质,是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重要领域,目前农民组织的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农民的社区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自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政权组织的自治虽然解决了农村行政管制和部分农民生活某些方面的问题,但却不能为基于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合作提供必要的服务,不能为农民权益的维护提供有效 5 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的自组织保障,更不能整合农村跨区域的社区公益性资源,因此中国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农民组织建设应以经济合作组织为突破口,以公益型社区服务组织建设为基础,对农民维权组织则以继续深入观察为主,通过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此外,宪法和法律要真正保障公民权力的实现,要以扩大民主政治改革的勇气推进民主化的转型,加强法治国家的建设,使农民可以用法律的权威抵抗政府强权,这样就可以抵制自上而下的不合理政策[7]。基层民主是民主的生命,设想一下,如果人民拥有对政府首长的选举权、罢免权,那么占中国人口70%的农村肯定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现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农村政策也是执行不下去的。最近党内的一位元老也撰文指出,共产党已经执政60年了,再不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是无法向人民和历史交代的。

3,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与自身素质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

从农民话语权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话语权的行使要以一定文化素质作为支撑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真实感受到了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农民在行使话语权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不能把农民简单的看作建设对象,而应该始终激发农民的自觉、自主、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使得农民全身心的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的各个过程,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农民自身能力素质的建设应该是重点。

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先生就指出,中国农村存在四大病症,即“愚,贫,弱,私”,为此,要相应的从事四大教育工作,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私”,可见晏阳初先生是把对农民文化素质教育放在首位的[8]。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晏阳初先生所指的中国农村的四大病症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提出的政策对我们也不乏启示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农民的信息知情权、发展决策权、管理参与权、分配监督权和平等诉求权即农民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当然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对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各方面活动技能的提高也不可缺少。正如晏阳初先生所指出的:“四大教育是连锁的,不是孤立的,要培养人民的知识力,就不能不培植其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这四种东西是相依为命,不是单刀直入所能达到目的”。课程论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话语权问题探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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