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太平洋战争》有感(精选14篇)
1.观《太平洋战争》有感 篇一
观《我的战争》有感一
《我的战争》讲述了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年轻人,为保家卫国毅然决然远赴他乡。在残酷的战场上经历生死考验的感人故事,影片体现出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战争是残酷的,但我不能只看到战争的残酷面。当国家主权,人民生命安全面临威胁的时候,无论面临多么强大的对手,遭受多么重大的损失,他们都奋起抗战,血战到底,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再民国时期,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抗美援朝恰恰是在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打向的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战。再朝鲜战场上,无数志愿军官兵用简陋的武器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把用用飞机坦克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回到谈判桌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和人民军队,朝鲜战争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万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仅从这一点上看,抗美援朝战争居功至伟。
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完全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为了保卫共和国的和平和人民安宁的生活,无数向邱少云,黄继光那样的志愿军舍身取义壮烈牺牲,他的身上体验的是伟大精神。
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还原历史,揭秘真相的旗号,以所谓一些史料去之一历史事件,以一些低俗段子去抹黑革命英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径多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并善于偷换概念,模糊标准的手法,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根本不足以全面深入的刨析历史,是形态领域斗争中的一个“毒瘤”。
坚决打赢一场强加再我们头上的战争,是一件永远值得骄傲的事情。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将面临许多挑战甚至战争的威胁,唯有瞄准能打仗的打胜仗的目标,去建设强大军队与打固国防,才能成为人民赢得和平发展的环境。
特殊时间,特殊环境,特殊地点,特殊战争;这是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无数个“我”组成的战争,说他是一场打出国威给共和国带来60年平安发展的伟大战役并不为过。
2.观《太平洋战争》有感 篇二
战争的本质是政治。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在了解了战争的本质后, 目的是为了指导战争, 在战争中发挥政治的巨大作用。并在正确认识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 利用和发挥政治力量, 对于指导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前提
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那么战争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将符合政治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将革命战争概括为4个特点。这4个特点, 主要就是在分析敌我双方的特殊政治情况得出的结论。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 据以分析战争的特点, 才能够制定科学的战略, 以指导战争。
具体来说, 分析敌人的政治特点,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一是分析其阶级成分。要剖析敌人统治下的各阶级的情况。二是分析敌人的政治目的。要从敌人目前的政治状况和其内外部的呼声来加以考量。三是分析敌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可以分析敌人的内部的态度和观点。四是分析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外交、民生等情况。分析经济情况, 据以考察敌人的战争成本与消耗问题;分析外交情况, 看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分析民生状况, 包括敌人统治下的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对战争的态度等等。
对于我方情况的分析, 则应重点考虑:一是战争对我方的政治影响。在战略层面上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必须考虑到战争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政治上的影响) 。在战术层面上决定发动战争甚至一场战斗的时机, 都要考虑当时我方的政治情况和后果。二是我方政权的综合实力。毛泽东指出, 不打无准备之战。打仗要做好准备, 就要调动和发挥我方的实力, 即政权的综合实力。在土地革命时期, 有人曾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后, 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回答了这一问题。怀疑“能扛多久”就是对自己眼前的实力没有信心, 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是能够发展并最终打败反革命集团的, 指出了发展的道路是进行土地革命, 通过武装割据, 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走向胜利。
在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时, 要全面动态的考虑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后, 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还指出敌人的强大背后却有个不利的条件, 敌人没有农民的援助。而红军的弱小背后却有个有利的条件, 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指出我们的弱小通过土地革命是能够变得强大的, 是能够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的。由此看出, 我们不能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二、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方法
战争将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能够以非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战争, 达到同样的效果, 将是最好的手段。要达到效果, 通常采用政治手段。解放战争时期, 蒋介石集团企图偷袭石家庄。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了三篇电讯, 巧妙地利用政治舆论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吓退了前来进犯的大军。运用政治手段, 应建立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解决战争的主要矛盾, 使敌人在心理上不敢战或者在形势上不能战。即使不得已而战, 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可以在很大限度上减少战争的损失。
政权和军队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要稳固政权, 需要军队作为坚强的柱石;而军队要强大, 需要政权强有力的支撑。将政权和军队割裂开来, 将难以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完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同样, 运用政权和在军队内部进行的政治手段, 不能“独自为战”, 应相互支持、交叉运用。
毛泽东论证了,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 就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要求政权组织动员和号召人民参与和支持己方的战争, 进行国防动员和国防建设, 运用政府职能来增强以军队为主的国防军事力量。消灭敌人, 要根据所分析的敌人情况, 深挖敌人的弱点, 将其充分暴露;要利用敌人内部存在的矛盾, 扩大矛盾, 分散和减弱敌人战争的合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 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 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要破坏其组织性, 靠的就是政治上的争取。从了解和顺从他们的自尊心, 从宽带俘虏的方法, 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侵略主义。并在其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在这里, 毛泽东分析了敌人的特点, 通过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 瓦解敌人的军心。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手段更多地以“心理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的有着深刻认识, 并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在新时期, 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争观, 对于打赢局部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 以及指导军队的非军事行动, 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3.孟子的正义战争观 篇三
关键词:孟子;正义战争
区别于墨家的“非攻”思想,孟子的战争观并没有否定战争的存在意义,而是倡导一种“仁义之师”,即以“仁”为基础的正义战争。它规范了战争的正当性标准,并将道德力量作为正义战争的最终准绳,对于当时战乱割据的时代背景有着现实意义。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其本身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愈发凸显,或遭人利用,成为发动不义战争的旗帜。本文从开战正义、交战正义、战后正义三个方面简述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并以此分析该思想中现实与理想交织的双重性。
一、开战正义
开战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对他国发动征伐战争是否具有正当性,或一个国家对他国的战争行为是否具有进行防御战争的正当理由。在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中,“仁”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即一个国家是否行仁政,决定了它采取战争行为的资格。
从征伐战争角度来说,被征伐国家必须是不行仁政的残暴之国。《孟子·梁惠王下》中叙述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禁暴制虐、惩治不仁是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前提。而这个前提的体现在于民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可见,征伐战争的正义标准在于被征伐国家人民是否对战争感受到“悦”,而这种民意便是仁政的体现,行仁政便民心思安,不行仁政便民心思变。商纣和燕王都残暴苛刻,没有遵循民意,这是王的不仁,也是国家可被正当讨伐的依据。那么,这种民意的愉悦是否有评判的标准?孟子指出,人民受苦难甚深,以至于采取了明确的行为来表达他们对征伐之师的欢迎。“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孟子·滕文公下》中亦有说道:“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仁义之师的到来,并没有打破人民原有的生活秩序,“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只是诛杀了置民于水火的暴君,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我们转念一想,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的民意的欢迎会不会是营造出的假象?我认为孟子对此提出了两个先验的条件:一是这种“仁义”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如果历史证明征伐者带去的仍是灾难,那么战争导致的不过是统治者的改变,所谓“亦运而已矣”,暴君的统治和人民悲惨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那么征伐战争不可谓之正义;二是征伐战争获得了其他国家广泛的认可,尤其是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家人民拥护。“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这种他国对征伐战争的认可乃至期待或可作为论证征伐战争合法性的又一依据。
从防御战争角度来看,只要被征伐国家施行仁政,那么其防御战争即为正义战争。《孟子·梁惠王上》中说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见孟子认为,行仁政的国家具有先天的强大优势,亦具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当理由。那么这种正义的防御战争的出路是什么?战国时期是弱肉强食的战乱时期,一般处于被征伐方的多为实力较弱的小国。《孟子·梁惠王下》中以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为例,认为行仁政国家在抵御外敌入侵时,“效死而民弗去”。这种君臣人民与国家共存亡的行为体现了国家尊严,这种尊严的内核即是“仁”,但同时它也揭露了战国时期小国对抗大国的悲惨结局。在此,孟子为滕文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放弃国土,寻他处躲避乱世。孟子认为,若国家行仁政,那么“仁人也,不可失也”,自然“从之者如归市”。这样的选择未必不是一种智慧,“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种选择,民意依旧是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依据,在防御战争中的体现即是以死报国,或是背井离乡。
从征伐战争和防御战争两个角度分析了孟子的开战正义,我们或可以看出一些孟子正义战争观的特点。第一,孟子非常强调开战的正当理由和目的,即“仁”的标准。以仁惩治不仁,是发动正义战争的唯一先决条件。以私利为目的的争霸战争是不仁义的。《孟子·告子下》中说到:“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这从反面论证了“仁”是正义战争的基础。第二,开战的合法性来自于道德力量。儒学极力维护周礼制度下的等级秩序,自然认为战争只有在周天子的号召下才可发动,这点在《孟子·告子下》中亦有体现:“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而随着周礼和等级制的崩溃,“敌国相征”①,儒家将视线渐渐转向道德力量,将它作为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以期以此为约束,使春秋战国的战乱不休回到西周的等级有序。这种道德力量即是“仁”,它的体现即是民意。第三,孟子注重“天”的作用。这在前文中并未提及,这儿论述下。《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认为,燕国可被讨伐的原因在于燕王随意地将王位让给他人,而未经得天的同意。《孟子·万章上》中说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因为天下是天授予的,“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而这种行动的体现即是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孟子将民意看作天意在人世间的体现,不行仁政,就是违背天意,要受到战争的讨伐。那么谁去讨伐?孟子认为正义战争是至仁之国对不仁之国的战争,这儿就强调了至仁之国有一种天赋的战争权利。《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谈及谁可去讨伐燕国时说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认为,国家行仁政,得民心,即被授予了天命。这种“天”的概念又为至仁之国的正义战争提供了一种先验标准。
二、交战正义与战后正义
关于战争过程中的正义标准,孟子提出了一些道义准则,但并没有做很多详细的探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这一方面提到战争的正义与否,要看战争中对人民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实则提出了一个交战过程中的道义准则,即要节制讨伐行为,要做的只是诛杀暴君,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使人民陷入另一个火坑中。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准则依旧是以“仁”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交战正义性实则是仁义性的体现。
关于战后正义,孟子也没做详细的探讨,只是在同一段中提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这说明孟子很重视战后战败国秩序的重建,其中要依据人民的意愿,来选择合适的仁义的战后措施。战后正义性同样是仁义性的体现。
然而我们要注意一点,正义战争是在必要条件下为了达到“仁”而采取的特定措施。这儿有两层含义:一是战争是其他手段用尽后的最后选择。《孟子·滕文公下》中以葛国为例,“葛伯放而不祀”,但汤给牛给羊,遣民耕种,始终容忍,直到“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汤才“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称赞,汤的征途也由此无往而不胜。可见战争是为了贯彻仁义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发动,一旦发动须有充足的理由,便会征而胜之。二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仁”。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以暴虐的战争去实现仁义,是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这也就是说,一旦战后达到了和平状态,战争便失去了合理性。《礼记》记载,武王伐商后,“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天下之民”,达成了这个目的后,战争作为特殊的手段便被废弃在后,和平社会的建设便提上日程,显露出仁义的真正面目。
三、孟子正义战争观的反思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以“仁”为基础,将道德力量融入战争中,并列出了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具体标准,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理论本身的一些漏洞或被人利用,反而指向与仁义相反的方向。
第一个不足是道德口号的泛滥化问题。儒学所倡导的社会是以周天子为统治者的权利等级社会,周主是战争发动权的掌握者。然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国开始寻求以道德口号为旗帜,开展一系列的“正义”战争,原来由周天子一手掌握的战争权转向了各诸侯国,甚至更下级阶层。道德力量的使用主体开始泛滥,正义战争的合法性来源也变得开放,战争的发动便更加随意。这样就有可能造成非正义战争打着正义旗号的现象发生。此外,由于仁义标准界定的不确定性,道德口号使得天子合法性受到质疑。天子和诸侯都宣传自己是掌握“天命”的一方,这便构成了战争乃至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动摇,更加重了战乱倾向。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便是一典型例子。太平天国自称上承天命,并坐地封王,吸引了一大批下层民众参与到其“正义”战争中去,与身居正统统治地位的满清政府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战争,期间加剧了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的内患。
第二个不足是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忽视。孟子虽有提及,但并未做出详细的探讨。交战过程中仁义的缺失,使得战争惨烈,民不聊生。如果说礼是对于战争行为的约束,春秋时期的战争尚重视礼的规范,战国时期,对礼的自觉遵守便不复存在,杀害平民、俘虏、屠城等行为充斥着战争,即使是一些正义战争仍伴随着残暴的过程,如巨鹿战争中项羽击败暴秦,但坑杀秦俘二十万人。战后对于和平秩序的重建也未作出详细的探讨。这使得很多战争的结果不过是换了一个施暴者罢了。如《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形容齐国伐燕是“以燕伐燕”,“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②因此,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个不足是理想主义色彩。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中,以战争作为达到仁义的特殊手段,其目的是否定战争(或可说是否定战争本身的暴虐)。虽然不同于墨家对战争的完全否定,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对战争的现实作用尚有清晰的认识,但其理想和现实间仍缺乏调和的机制,而显得空想。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孟子立足战争却最终目的是消除战争,倡导周武王那种战争结束、天下安定后解除军备、重文轻武的行为,显然是不现实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状态中放弃武力的理想只会为后患创造更多不稳定因素,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以道德力量作为战争合法性的来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标准,为战国时期各国寻求到一条合乎仁义的付诸武力的正当出路。然而其理论自身的理想主义缺陷也可能使之成为不义战争的借口,反而导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这需要我们在考察孟子正义战争观的优势与缺陷后,取之精华,弃之糟粕,结合具体实际分析运用。
注释: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P,“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理解为:征伐战争是以上伐下的,同等地位的诸侯国是不能互相征伐的。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大多是“敌国相征”的战争。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P33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08.
[2]李慧玲,吕友仁.礼记[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4.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有感作文 篇四
201X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庆祝胜利、牢记历史,国家还宣布今年的9月3日放假一天,首都北京还有盛大的阅兵仪式呢。我们也响应学校的号召,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了萧山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北干山革命烈士陵园处,那里庄严肃穆,而参观那天,天阴沉沉的,更加重了当时的气氛,让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们萧山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许多优秀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安宁,人们的幸福,在与帝国主义和各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与搏斗歹徒、抢险抗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英勇献身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革命先烈,并将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崇高品德,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原创投稿 )
在纪念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萧山人的名字和照片,最让我气愤的是:1936年6月,日军对萧山实施了细菌战,萧山军民损失巨大,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在进犯萧山县城的过程中,“施放极不人道之毒气,侵占萧山县城”。日军又多次以施放细菌病毒,散布带菌动物,投掷有毒食物等方式,在萧山散布病毒,制造伤亡。“细菌战”又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为武器,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因此,较之常规的军事打击,细菌战更加隐蔽和杀人不眨眼,罪行滔天,遗毒后世,也警示着后人揭露历史,控诉暴行,维护正义。随后,我又看到了一份名叫“细菌弹部分受害者名单”,里面受害的有好多人,最小的才7岁,最大的有58岁,但这还是一小部分受害者,还有许多人已无法查证了。看到这时,我的眼泪模糊了,夺门而出……
看着外面车来车往的世界,我知道:我们的新中国来之不易,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刻,英雄先烈们毅然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独立和兴起。现在我们萧山,像一颗灿烂的明珠闪烁在祖国东海之滨,她已经把旧社会那种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贫困境况远远的抛在后面,打开了繁荣富庶、百业兴旺的新局面。我作为一名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小学生,一定要牢记历史,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并好好学习,为我们伟大的中国梦复兴而奋斗到底!
5.观《太平洋战争》有感 篇五
观看阅兵仪式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胸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从共和国诞生起,几代人努力拼搏,奋斗不息。如今国家强盛,人民子弟兵威武雄壮,国家领导人举手投足间彰显大国风度,人民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好,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向往和平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心愿。但是,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那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任何有悖人类发展的行为终将遭到惩罚,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最终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6.观《我的战争》心得体会 篇六
近日,由孟凡耀担纲总制片人,齐星执导,徐佳、童蕾、侯勇等主演的电视剧《宜昌保卫战》在京举行央视首播发布会。演员徐佳现场透露,剧中饰演的胡宜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铁血硬汉”,虽然这个人物是根据“宜昌大撤退”和“石牌大战”真实历史背景下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希望通过一部作品让这段历史走进年轻人的心中,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近年来,徐佳塑造多个流血不流泪的荧幕硬汉形象深入人心。本次在电视剧《宜昌保卫战》饰演的胡宜生从一名国军伤兵,经过浴火重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抗战英雄,并最终走向了共产党的阵营,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铁血硬汉”。徐佳现场透露,演了这么多年的战争戏,自己是有些疲惫了,但是在听完导演说了整个故事背景,看完导演发来的剧本后,被强大的历史背景所吸引。因为只有有了历史背景,你才能发现你在历史中特别的鲜活,所以决定再演一次。在塑造这个角色上对自己是一次挑战,炎热的天气穿着好几层衣服,在恶劣的环境下完成拍摄,并自叹当个硬汉也真心不容易。
在这个90后为主要观看人群的时代,这种抗战题材的大剧并不符合年轻观众的喜好。徐佳表示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拍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让更多的观众通过一部作品感受到过去的这段历史,用这种方式走进年轻人的心中,让他们了解历史、传递正能量很有意义。据悉,该剧将于9月19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近日,由孟凡耀担纲总制片人,齐星执导,徐佳、童蕾、侯勇等主演的电视剧《宜昌保卫战》在京举行央视首播发布会。演员徐佳现场透露,剧中饰演的胡宜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铁血硬汉”,虽然这个人物是根据“宜昌大撤退”和“石牌大战”真实历史背景下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希望通过一部作品让这段历史走进年轻人的心中,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观《我的战争》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二】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我的战争》上映了,影片取材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国家远赴他乡。身经百战、个性粗犷但心地善良的孙北川(刘烨饰),在战场上向来无所畏惧,而遇见文工团团长孟三夏之后,这份勇猛又多了一层责任感。孟三夏是个性格爽朗、嘴硬心软的直肠子,跟粗线条的孙北川缘起于抬杠,在共同经历了战场的生死考验之后,孟三夏内心的柔情被唤醒。与此同时,孙北川的好兄弟、司号员张洛东也对孟三夏暗生情愫,孑然一身的命运造就了他单纯、乐观的个性,为了撮合北川与三夏,他甘愿隐藏自己的感情,但在唯一的亲人老爹李顺良牺牲后,张洛东第一次尝到痛苦的滋味。李顺良是张洛东的养父,也是队伍里的老兵油子,他淡泊世事讲话句句戳要,是九连的润滑剂,也是张洛东的精神导师,他的牺牲促成了张洛东人生的重大蜕变。王文珺是孟三夏文工团里出身极好的一名进步青年,她用自己的生命向恋人刘诗文诠释了信任和支持,激发了这个满腔报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内心最坚强、最男人的一面,促成了他由知识分子到真正军人的人生升华……这群平淡而不平凡的小人物,在残酷艰辛的战火岁月里,抒写着因爱交织的战地故事。
影片除了在大学生专场和媒体专场获得点赞外,《我的战争》也得到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的肯定。一辈子都在演绎军旅题材电影的老艺术家张勇手说:“《我的战争》拍的很有新意,和以往的战争题材电影在结构上、拍摄的方法上、镜头移动上都不同,非常震撼!”
观《我的战争》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三】
近日,由孟凡耀担纲总制片人,齐星执导,徐佳、童蕾、侯勇等主演的电视剧《宜昌保卫战》在京举行央视首播发布会。演员徐佳现场透露,剧中饰演的胡宜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铁血硬汉”,虽然这个人物是根据“宜昌大撤退”和“石牌大战”真实历史背景下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希望通过一部作品让这段历史走进年轻人的心中,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近年来,徐佳塑造多个流血不流泪的荧幕硬汉形象深入人心。本次在电视剧《宜昌保卫战》饰演的胡宜生从一名国军伤兵,经过浴火重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抗战英雄,并最终走向了共产党的阵营,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铁血硬汉”。徐佳现场透露,演了这么多年的战争戏,自己是有些疲惫了,但是在听完导演说了整个故事背景,看完导演发来的剧本后,被强大的历史背景所吸引。因为只有有了历史背景,你才能发现你在历史中特别的鲜活,所以决定再演一次。在塑造这个角色上对自己是一次挑战,炎热的天气穿着好几层衣服,在恶劣的环境下完成拍摄,并自叹当个硬汉也真心不容易。
在这个90后为主要观看人群的时代,这种抗战题材的大剧并不符合年轻观众的喜好。徐佳表示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拍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让更多的观众通过一部作品感受到过去的这段历史,用这种方式走进年轻人的心中,让他们了解历史、传递正能量很有意义。据悉,该剧将于9月19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近日,由孟凡耀担纲总制片人,齐星执导,徐佳、童蕾、侯勇等主演的电视剧《宜昌保卫战》在京举行央视首播发布会。演员徐佳现场透露,剧中饰演的胡宜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铁血硬汉”,虽然这个人物是根据“宜昌大撤退”和“石牌大战”真实历史背景下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希望通过一部作品让这段历史走进年轻人的心中,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观《我的战争》心得体会范文五篇【四】
《我的战争》节选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讲述的是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我想,《我的战争》选择在“九·一八”纪念日的前夕上映,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为的是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荣辱感,铭记历史,继续前进。
我对抗美援朝战争知之甚少,通过观看《我的战争》,我被老一辈爱国将士的精神深深震撼着:中国抗美援朝军人典型代表——九连连长孙北川,他身经百战,习惯了枪林弹雨,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是个真正的战斗英雄。在第三场巷战战役中,当他陷入弹尽粮绝,生死一线之际,他陷入了劫后余生的恐惧,面对残酷的战争,面对随时而来的死亡,面对随时都可能失去的爱情,他第一次害怕了。但在恋人孟三夏的情感激励下,在面对战友兄弟一个一个倒下之时,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呼唤之下,他重新走出了恐惧的阴影,再一次拿起了冲锋枪,踏上战场;文工团乐队指挥刘诗文,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主动报名参军,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朝鲜战场,可是在面临极其艰苦的环境之时,又陷入了强烈的恐惧之中,最终,当女友文珺意外牺牲之后,刘诗文心底的坚韧终于被激发出来,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深爱我们的国家,“铭记历史、继续前进”。
观《我的战争》心得体会范文五篇【五】
《我的战争》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讲述了一群平凡又伟大的年轻人为了保卫国家毅然决然远赴他乡,在残酷的战场上所发生的那些关于爱情、友情、亲情的传奇故事。
该片以孙北川为主角,他带领的九连是志愿军中的一支勇猛的队伍。在赶赴战场的火车上,他与干练又耿直的文工团团长孟三夏相遇,身为同乡的两人由斗嘴开始产生交集,孙北川对孟三夏一见钟情,而孟三夏则看不上这位“大老粗”。然而,孙北川没有多少时间用来追女孩,他带领着自己九连的弟兄沿途作战,在火车上躲过了美军的空袭,在五义亭追击美军的坦克部队,误入美军地雷阵陷阱之后又要与兄弟们拼死突围,最后还要领着兄弟们完成攻下537高地的任务。孙北川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可靠的男人、勇猛的战士。孟三夏对孙北川的感情也产生了变化。
小人物刻画温情场面
整部电影中儿女情长的元素所占比重不多,但能起到让孙北川的形象更为立体的作用。他追女孩子的招式都是直截了当地说“想和孟三夏亲嘴”,这种看似直接的对白,刘烨却还能将其演绎出可爱又率真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的国产战争片不同,《我的战争》从小人物的出发,重点没有描绘朝鲜战争的宏大和历史意义,而是放在了一个个鲜活的战士身上。大胆的再现了在战争这台绞肉机中生命的渺小,又在残酷的战争中升华了最真实的人性,着实让人久久不能平复。
真实场景展现血性精神
7.观“企鹅还巢”有感 篇七
“企鹅还巢”中所说的企鹅, 是指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水域的一种小企鹅, 其体态娇小, 身长只有30cm左右, 行走起来摇摇晃晃、憨态可掬。小企鹅奉行“一夫一妻”制, 雄企鹅是家里的顶梁柱, 承担全家的食物供给责任, 而雌性企鹅则担当慈母角色, 留守洞穴, 养儿育女。每当傍晚时分, 劳顿了一天的企鹅爸爸就会拖着疲惫的身躯, 步履蹒跚地向自己的小家赶, 一拨又一拨集结在一起, 秩序井然而又憨态可掬, 堪称世间一奇妙景致, 而守巢终日的企鹅妈妈则会在巢穴中期盼着自己的“夫君”早点回来, 若是企鹅爸爸稍晚一点返回, 心急焦虑的“爱妻”就会发出“啾啾、啾啾”急切的呼唤声, 翘首以盼亲人的归来。据说, 如果有的企鹅因故遇难, 不能返回, 那么那些未能盼到亲人的“妻儿”, 就像是受到了伤害, 又像遭到了遗弃, 会在自家的巢穴中长时间发出痛苦的哀鸣。笔者虽未亲眼看到这不幸的一幕, 但还是触景生情、感慨良多!
企鹅只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 但就是这样一种小动物, 都有发乎自然的本能, 都有舔犊、护家之情, 更何况我们人类!笔者也曾看到过这样一组视频画面:当华灯初上时分, 万家灯火点亮之际, 一个手捧皮球的小男孩, 正在家门口焦急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或许父子俩已经约好晚上一起玩皮球、做游戏, 或许……总之, 小家伙着急的神态令人心焦, 当听到一家又一家房门的响动, 亲人走进家门的招呼声, 小家伙愈发焦虑不安, 这时的妈妈虽在口头上安抚焦躁的孩儿, 却也难掩内心的不安, 频频拨打电话, 打听丈夫的消息, 正在这时爸爸破门而入, 一家三人竟喜极而泣, 长时间相拥在一起, 沉浸在相聚的喜悦里。试想, 如果这幕情景的主人公因事故发生意外, 没能回家, 其情其景又将怎样?
由于工作关系, 笔者曾目睹或听说过一起起惨痛的事故, 在每起事故中, 不仅仅几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当事人瞬间命丧黄泉, 而且还因此使年迈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使可怜的孩子失去了自己敬重的父亲, 娇弱的妻子失去了可依靠的肩膀。每当看到听到此情此景, 笔者都不禁在想, 那些心存侥幸因违章而丧命的当事人如果在“天国”有知, 是否早已把肠子悔青?
自己的性命受之于父母、系之于家庭, 如果因为自己侥幸心理而引发不安全行为, 可能不仅会使自己命丧黄泉, 而且还要给自己的父母、妻儿以及所有牵挂自己的亲人带来终生的痛苦和无尽的哀伤!头脑简单的小企鹅们尚能体恤亲情、爱意, 更何况人类!
因此, 当我们在做任何一项工作的时候, 都应该认真地想一想, 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在做何事, 首先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到第一位, 因为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你的亲人在期盼、挂念着你!在进行一项常规操作时, 每项程序、每个动作, 都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去做, 因为这些规程、制度可能就是他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切勿心存侥幸而违章违规, 切勿耍小聪明而走捷径, 切勿贪图一时之快意、逞一时之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 当我们在尝试一项没有规程规范的非常规作业之时, 更不能鲁莽行事, 一定要在作业之前, 好好动动脑子, 想想这项工作究竟应该怎么做, 看看作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会引发什么事故, 应当采取什么措施等, 尽量做到胸有成竹, 宁可不为、不做, 也决不能冒生命之险。
希望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家庭的幸福, 遵章守纪、安全生产!安
8.观《太平洋战争》有感 篇八
[关键词]鸦片战争;朝鲜王朝;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K3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7206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张宝云,女,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鲁东大学韩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韩国首尔151742)
一、引言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中国清朝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严峻考验,面临着空前的统治危机。那么,从内心深处并不情愿接受对清朝贡关系的朝鲜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如何认识、面对清朝的这一系列统治危機与严峻考验的呢?这一时期的中朝本文中所指朝鲜,是指朝鲜半岛处于朝鲜王朝统治之下时的朝鲜,并非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又是如何呢?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解答有助于我们理清中朝(韩)关系发展脉络、理解当今中朝(韩)关系,进而有效调节现实矛盾与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一研究主题,不仅国内相关研究不多見,目前国内仅有《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评述》一文对相关主题进行了阐述。但该文亦主要侧重于分析、评判朝鲜王朝君臣对鸦片战争采取的应对方式本身。参见李永春:《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评述》,《韩国学论文集》,2007年,第45-54页。即使是在韩国与日本也是如此。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并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参见[日]原田环:《十九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朝鮮史硏究會論文集》,1984(21):73-105;[韩]闵斗基:《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 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 第二次中英戰爭 異樣船 出沒 對應》,《東方學志》, 1986年第52辑,第259-279页;[日]三好千春:《アヘン戰爭に關する燕行使情報》,《史艸》,1989年第30辑,第28-62页;[日]三好千春:《アヘン戰爭に關する燕行使の情報源》,《寧樂史苑》,1990年第35辑,第21-32页;[日]三好千春:《兩次アヘン戰爭と事大關係の動搖》,《朝鮮史硏究會論文集》,1990年第27辑,第47-68页;[韩]河政植:《歐美列强 中國侵略 朝鮮 反應》,《東洋學》,1998年第28辑,第1-17页;[韩]河政植,《阿片戰爭 朝鮮·日本》,《近代中國硏究》,2001年第2辑,第23-56页,等。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分析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本身,韩国闵斗基教授的《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 對外危機意識 - 第一次, 第二次中英戰爭 異樣船 出沒 對應》、河政植教授的《阿片戰爭 朝鮮·日本》,以及日本学者原田环的《十九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性研究。而对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却涉及不多。
因此,本文希望以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与反应为中心,考察该时期朝鲜王朝的中国观,并且采取纵向比较的方式,与这之前、之后相对比,考察朝鲜王朝中国观的变化内容,揭示中朝关系演进的内在动因和趋势,为理解当今中朝(韩)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二、唇亡齿寒:朝鲜王朝的对外危机认识19世纪是清朝逐渐开始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时期,特别是道光时期(1821-185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使得天朝“颜面”尽失,中朝关系似乎面临着严峻考验。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并未动摇中朝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对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一事反应比较平淡,[1](25~32)中朝两国仍在传统的朝贡关系框架内进行交往。据统计,道光时期朝鲜使行次数共66次,平均每年2.2次(参见[韩]全海宗(著)、金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另据《哲宗实录》记载,1850年2月4日,在听到清道光帝驾薨的消息后,朝鲜君臣认为“道光皇帝三十年之间,顾念小邦,屡施格外之恩”,可谓是“轸念甚厚”,对此表示“心常感叹”。可见,此时中朝宗藩关系运转正常。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48)》(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5-1958年,第555页。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带给朝鲜的直接影响就是对鸦片问题的警觉。[2](266)
不过尽管朝鲜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只不过是一起地方性骚乱事件,[3](15)对清朝战败的消息反应比较漠然,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清政府的再次惨败则令朝鲜内部极为震撼。朝鲜哲宗11年(1860年)12月9日,在收到赍咨官金景遂(1818-?)包括有关北京陷落、圆明园被毁、皇帝避难热河等内容的报告后,[4]朝鲜政府马上决定采纳备边司的建议,派遣问安使赴热河向咸丰帝问安。[5](641)并于第二天(12月10日)召见重臣次对,指出“燕京之于我国,即唇齿之比也。燕京若危,则我国岂晏然乎?”,共同讨论中国战败可能给朝鲜带来的影响。[6]此外,在上述热河问安使赵徽林(1808-?)一行于1861年返回朝鲜后,[7](642)哲宗又亲自召见并仔细询问“中原事势何如”。[8](644)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给朝鲜带来了“唇亡齿寒”的严重危机感,引起了哲宗的高度关注。
这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朝鲜的知识阶层以及民间亦是如此。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尤其是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国内一片恐慌,各种流言盛行。如《承政院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上曰,‘闻近日民心骚动,多有落乡者云’,(中略) 晦寿 曰,‘东俗好动,自前已多骚讹,而近自北京事以后,一倍骚扰,胥动浮言,民无定志,莫可镇安’”。参见《承政院日记》哲宗12年(1861)1月29日条。在朝鲜人看来,当时西方势力与太平天国军随时可能会危及到朝鲜。如1861年1月朴珪寿(1807-1877年)作为问安使行副使赴热河向咸丰帝问安时,[7](642)金允植(1835-1922年)就曾讲到,“洋夷猖獗日久。天下被其害……今中州既残。次将及于我矣。” [9](559~563)1861年3月回国的冬至使正使申锡愚(1805-1865年)也讲到,“今之忧者,其说有二,洋夷既满皇城,则或恐因势东犯,……曰南匪(太平天国——引者注)滋及近省,则或恐抢我西鄙”。[10]更有甚者,如金平默(1819-1891年)则认为,“西洋必陆沉中国,而唇齿东韩,胥及于溺矣。”[11](559~563)也就是说,在金平默看来,朝鲜也会步中国后尘,亡于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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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19世纪中后期,面对清朝在内忧外患打击下陷入的深刻危机,朝鲜也深感唇亡齿寒,命运与之休戚相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明末朝鲜大臣们即使“朝赴夕死”也要参加萨尔浒之战以报答明朝拯救之恩的行动不同,它是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具有一定功利性目的的。如金允植在1861年《奉送瓛斋朴先生珪寿赴热河序》中讲到:
“我之于清,小大虽殊,实唇齿之国也。清之不幸,非国之福……为今计者,当之先受攻处,以觇其利害虚实。譬犹人欲调防于未病之前,当之先病者而问其病崇之因由……清人以我近于其根本之地,故终始厚遇。迄二百余年……受其赐亦多矣。彼虽遭困于一时,若天心未改,还都之后,修复旧政,赏信义绝反复,以我不倍于危乱之际,其见遇必愈厚。”[9](559~563)
也就是说,在金允植看来,朝鲜对清臣事已久,“受其赐亦多”,朝鲜不能够乘清朝衰弱之际而加以背叛。并且在这“清师败绩,皇帝出避热河”的“艰危”时刻,为有效防备洋夷进扰,朝鲜也需積极行动起来,通过向清廷遣使问安掌握清廷内情,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有效途径。并且万一日后清廷能够“修复旧政”,东山再起,也会对朝鲜的信义给予厚报。
可见,此时金允植之所以会主张朝鲜应与清“共患难而全终始”,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更看重现实,是出于对现实中朝鲜国家利益担忧的缘故。如果让我们回顾一下明末朝鲜大臣们即使“朝赴夕死”,甚至不惜与当时朝鲜国王——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反目也要参加萨尔浒之战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此时朝鲜的这种对清的“共同体意识”是多么脆弱。当年万历朝鲜战争后,朝鲜的义理派大臣们认为朝鲜有义务偿还明朝的莫大恩惠,所以在面对报答明朝拯救之恩的机会——萨尔浒之战时,他们认为“图报万一,正在今日” ,[12](92)纷纷表示“王室有急,则诸侯赴难,分义所当然。况我国之于天朝,有再造曲全之恩者乎?虽悉索敝赋,朝赴夕死,固不敢辞。”[13](79)备边司官员为了义理,甚至不惜与光海君反目:“圣意所在,本为泽民,臣等所争,只欲循义。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光海君——引者注)” 。[14](109)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金允植这种立足于朝鲜王朝现实主义利益之上的对清观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从哲宗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861年6月19日,哲宗在召见返回热河使时,尽管也讲到“当此艰危之时,其在事大之道”,理应有“一番问安之礼” ,[8](644)但当他听到“今行,即列國所无,东国独有之”的消息后,反应则较为敏感,接着追问是否果真只有朝鲜前去问安。“凡朝贡诸国为几许,而果无别使之入来者乎?”参见《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6月19日条。并且在该年10月24日召见谢恩兼冬至使一行时,又特意让使臣了解一下清朝的最新动向以及去清朝的贡使共有多少人等情况。“上曰,闻,咸丰时,用权诸臣,皆革职拿问云矣。今则任用,果得贤良,而其人心,亦能安顿,当此抢攘之际,外国使臣之来贡者,为几许,亦为一体探问以来。” 参见《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10月24日条。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可以认为哲宗对“上国”清廷的权威是有所担心的,对于是否应该与清朝“共患难而全终始”是有所顾忌的。
三、“事大主义”的动摇与自尊、主体意识的增长在西势东渐、朝鲜对外危机不断加重的过程中,朝鲜对中国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朝鲜政府对清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在1866年“丙寅洋扰”发生前,清政府曾向朝鲜发送咨文,通报了法国将要武力进攻朝鲜的消息,指出法国兴兵之借口为朝鲜政府杀害了法国传教士,如确有此事,请朝鲜政府加以调查,据理力争而不要轻启战端。据《高宗实录》记载,该消息主要内容为:
“前因法国公使,屡请发给传教士护照往朝鲜,而自总理衙门,以习教非朝鲜所愿,碍难发照行文矣。复据法国公使照会内,称高丽国王,将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习教男妇老幼,尽行杀害。是以命将兴师兵船,不日齐集。中国既知此事,不能不从中排解,而如果有杀害教士等情,先行据理查询,不必遽起兵端,以此行知该国,使之熟思审处。”[15](223)
对此,朝鲜副护军奇正镇(1798-1879年)竟认为清朝的态度半是威胁,半是调停,并非真正的友邦态度。他在上疏中对此批判曰:“至有北京移咨之来。其辞意殊常,半涉虚喝,半涉调停”。[16](229)
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在1874年6月清政府礼部向朝鲜通报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消息后有更明确的体现。1874年4月27日,日本借口琉球“牡丹社事件”1871年12月11日,琉球宫古岛民遇强风飘至台湾东南部,登陆后有54人因闯入台湾原住民住地,遭杀害。此事件即为“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台湾,清政府礼部为维护朝鲜的安全,曾发送密咨于朝鲜政府,建议朝鲜“与法、美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据《高宗实录》记载,该密咨主要内容如下:“据洋将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法国人——引者注)云:‘日本尚有五千兵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法、美与高丽,前隙未解,必以兵船助之,高丽不足以敌三国。若中国能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则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丽之民得保全,即使日本妄动,高丽力亦足支’”。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第1册(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第464页。 对此,朝鲜领议政李裕元(1814-1888年)认为总理衙门的咨文是出自清政府的私心,是为了迷惑朝鲜。他讲到:“总理衙门欲报我国之有事,则只言有事而已,何为以通商等说,有若恐动而诱之者乎?”[17](464)
可见,尽管这一时期,朝鲜也认为清廷对朝鲜的事情“到底勤摰,实为感激” ,[18](378)并继续坚持传统事大政策,将内政外交的主要事项向清政府报告并进行咨问。如《高宗实录》中就有如下记载:“议政府启:‘洋匪滋扰,移咨中国,即近例。然而此次之前后颠末,亦不容不详陈。令文任撰咨,别咨官,令译院差出,以为从速入送何如?’允之。”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第365页。但同时朝鲜政府对清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在增加。朝鲜已经认识到清廷自身难保,更无能力去保护朝鲜。这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认识中亦可见一斑。1861年3月27日,朝鲜哲宗国王接见了返回的冬至使申锡愚一行。当时哲宗君臣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形势进行了一番交流,认为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合约是出于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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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中国之与洋夷和亲,必是洋夷之以兵力勒和也,此出于宣布邪教,和卖鸦片之计也,鸦片,渠国(他们国家——引者注)之人不服,使中国之人服之,未知何意也。”
(申锡愚)“中国之听和约,出于势不得已,观于英法和约书中,可以推知,邪教中国之所斥,而许其传习,洋药中国之所禁,而许其交易,其他所约条款,皆取洋夷所便,其力屈强和,可知也。”[19]
另外,朝鲜使臣李建昌(1852-1898年)在出使中国前曾讲到,“中国者,外国之枢也,如入中国而善觇之,则可以知外国之情。”但1874年10月至1875年4月高宗11年(1874)10月至高宗12年(1875)4月,李建昌曾以冬至使书状官的身份出使中国。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第481页。出使中国后则叹曰,“吾犹不知中国之至于此也,中国如此,吾邦必随之而已。”并对当时朝鲜人颇为信任的李鸿章提出了质疑,“李鸿章贻书于我,啖以通和之利,时人皆谓鸿章,中国名臣,其言可信。建昌独曰:‘鸿章大侩也,侩惟时势之从而已,我无以自恃而恃鸿章,则后必为所卖。’”[23](233~237)
在这种不信任态度的影响下,朝鲜民族的自尊与主体意识也开始凸现出来。这在朝鲜击退法国舰队后兴宣大院君(1820-1898年)的态度中有明确的体现。他讲到:
“洋夷侵犯,列国亦自有之。于今几百年,此贼不敢得意矣。伊自年前中国许和之后,跳踉之心,一倍叵测,到处施恶,皆受其毒。惟独不行于我国,实是箕圣之在天阴骘也。”[20](235)
在此,大院君指出,西方国家本来就具有侵略性,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未能得逞。几年前中国对其“许和”后,他们则变得更为恣意妄行。在大家皆受其毒的情况下,唯独朝鲜通过顽强抵抗,获得了胜利。可见,在大院君看来,朝鲜做到了中国都未能做到的事情。此时对大院君来讲,中国应该已经不再是能够指导或介入朝鲜对外关系的“上国”了。
这种自尊与主体意识在“辛未洋扰”时也多有体现。1871年4月25日,朝鲜高宗君臣在广城堡战役后曾召开会议。朝鲜右议政洪淳穆(1816-1883年)讲到:
“而见今一种阴邪之气,流毒四方,惟此青邱一片独保干净者,寔以礼义相守。故自丙寅以后,攘斥洋丑,又可以有辞于天下。今虽此夷,若是侵犯,和之一字,断非可论。”[21](363)
就是说,在右议政洪淳穆看来,在当时“阴邪之气流毒四方”的国际大环境下,唯有朝鲜因坚守礼仪而独保干净。1866年“丙寅洋扰”朝鮮击退洋夷之举足可自豪于天下。现在美国若是侵犯,则断不可与之通好。可见,当时朝鲜君臣在“丙寅洋扰”击退法国后,其自尊与主体意识可谓是高度增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后期,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再次惨败给朝鲜带来了“唇亡齿寒”的严重危机感时,朝鲜在继续坚持传统事大政策的同时,其自尊与主体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所以会发生这种动摇,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尽管在清朝的怀柔政策下,中朝宗藩关系自康乾盛世后开始步入了和谐发展的新轨道,但清政府始终没能获得朝鲜政府的真心事大与感服。黄玹(1855-1910年)在其《梅泉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供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朝鲜政府当政者们的真实想法:
“上(高宗——引者注)年十三御极,既数年,甞御经筵,讲孟子,至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者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燕云十六州——引者注),洗祖宗之耻(丙子胡乱——引者注),筵中莫能对,时申正熙,以武承旨入侍,越班对曰,此易易尔,上遍问曰,策安在,对曰愿殿下修德。”[22]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朝鲜政府依然对“丙子胡乱”一事耿耿于怀。对朝鲜而言,清政府依然只是不得不臣事的大国,而朝鲜之所以臣事清廷,只是因为无力伐清。诚如朝鲜文臣丁范祖(1723-1801年)丁范祖为朝鲜正祖(1776-1800年在位)时期文臣,这时清政府正处于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全盛时期。可见清政府即使是在全盛时期也未能得到朝鲜政府的真心臣服。所言,“姑力屈而事彼也。非甘心也。”[31](378~381) 当清政府出现衰亡迹象时,朝鲜政府内部之所以会出现主张北伐的声音,除上述金平默外,当时作为朝鲜思想界主流的“卫正斥邪”思想代表人物李恒老(1792-1868年)、申箕善(1851-1909年)等人亦都积极主张北伐。参见李恒老:《柳重教录》,《韩国文集丛刊(30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第420-429页;申箕善:《汇言》,《韩国文集丛刊(348)》第34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第358-363页。中朝宗藩关系之所以会发生动摇,可以说主要是这种心态作用的结果。
其次,与清政府利己的对朝政策密切相关。尽管是出于无奈,但清政府在朝鲜遭受外来侵略,尤其是在“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期间,当朝鲜以藩属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时,清政府采取了规避责任的态度,凡事要求其“自行处理”,[23](120~121)最大限度地排除因介入朝鲜与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而可能给清廷带来的“责任”。[24](85)这与在“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的情况下,“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的明朝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崇祯帝的上述举动令朝鲜君臣“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的话,[25](332)那么清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则只能令朝鲜大失所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从现实出发的功利性态度虽然可以帮助清廷在现实问题上做出比较清醒的选择,但同时也最终会成为疏离中朝关系的催化剂。这从以上朝鲜的对清观中可见一斑。另外,朝鲜朝文人曾反复论说上国与大国的区别,认为清入关后为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所采取的多次蠲免朝鲜岁贡等一系列对朝政策充其量为“惠”,绝非“恩”,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大明不能同日而语,这在朴趾源(1737-1805年)的对清、对明观朴趾源在论及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时说,“皇明,吾上国也,……四百年犹一日,葢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反,对清朝,他则讲到,“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今其赐赉之宠,蠲免之谕,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则虽代蠲一贡,岁免一币,是惠也,非吾所谓恩也。”朴趾源:《行在杂录》,《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242-245页。中就可以看出来。笔者以为,在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对于我们如何推进东亚的彼此信任和互相合作,构建真正的文化认同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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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韩]河政植:《鸦片战争 朝鮮·日本》,《近代中國硏究》,2001年第2辑。
[2] [韩]闵斗基:《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 對外危機意識 - 第一次, 第二次中英戰爭 異樣船 出沒 對應》,《东方学志》,1986年第52辑。
[3] [韩]河政植:《欧美列强 中國侵略 朝鮮 反應》,《东洋学》,1998年第28辑。
[4][韩] 《日省录》哲宗11年(1860)12月9日,《咨官金景遂以手本报备局》。
[5]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48)》(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5-1958年。
[6] 《承政院日记》哲宗11年(1860)12月10日条。
[7][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48)》(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8][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48)》(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9][韩]金允植:《奉送瓛斋朴先生赴热河序》,《韩国文集丛刊(32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4年。
[10][韩]《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3月27日条。
[11][韩]金平默:《治道私议》,《韩国文集丛刊(328)》第32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
[12]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33)》(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1958年。
[13]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33)》(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5-1958年。
[14]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33)》(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5-1958年。
[15]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
[16]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
[17][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
[18]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
[19][韩]李建昌:《明美堂诗文集叙传》,《韩国文集丛刊(349》第349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
[20]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
[21]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
[22] [韩]黃玹:《梅泉野录》(韩国史料丛书第1辑,1971), “梅泉野錄卷之一> 甲午以前 上①> 3, http://db.history.go.kr/id/sa_001_0010_0010_0030,2016-02-15.
[23] [韩]丁范祖:《清倭论》,《韩国文集丛刊(240)》,首爾:民族文化推进会,1999年。
[24] 陈红民:《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以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25] 柳岳武:《道、咸、同时期清廷属国政策之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6]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第43册(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5-1958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9.解放战争有感 篇九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观解放战争一书,对我感触最大的,我想就是这句古话了。解放战争这本书不仅全方面的撰写出了1945年到1949年这四年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同时也展现了那段时期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历史。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数量和装备都处于绝对的劣势的情况下,以近乎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将国民党政府赶出中国大陆,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所有的这一切都揭示了人心所向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以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让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策略,才能在最终获得了胜利。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大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当时是在国际上唯一被认可的合法政府,因此也得到了美国等多国的大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民心所向,一切以为了人民利益出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握住任何可以发展的机会,终于一步步的走向了胜利。而这一切,都是以取得了民心为基础的。紧密的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最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力量和源泉。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谁就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10.关于货币战争有感 篇十
从第一本《货币战争》开始,从书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作者宋鸿兵先生思维的更加的清晰,更能感受到宋先生心系祖国,忧国忧民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和执着。
资本主义当道,是物质化的文明为其搭建的舞台。我们每天的劳碌奔波,却未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我们能和天神一样飞来飞去,能像上帝那样创造生命,但我们的精神呢?我们对于自然,对于自身的认识,比苏格拉底时代或者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进步了多少呢?物质文明,归根结底是自私和暴力的文明,我们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得更“美好”,那种朱门酒肉的“美好”而拼搏。而对精神层次的认识跟4000多年前的奴隶时代一样罢了。
骷髅会也好,三边委员会也罢,甚至共济会、光明会,那些超越了民权和主权的精英金主们,淋漓尽致的洒露了人性的贪婪,对权力,控制的贪婪。当我们从对方的角度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时,那些阴谋,那些杀戮,那些博弈却没有什么对和错,黑和白。因为物质文明的本质是自私和暴力。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如何管理世界?是让那些什么都不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胡乱”搅局的草民“低下的”民主决策,还是让那些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深奥智慧的精英,来管理世界更有效率,更符合“各方利益”?在精英金主们心中,芸芸众生是贪婪的,无知的,给他们看上去很美的“小我”的权力和利益,他们就会踏踏实实的当奴隶。欺骗也好,小恩小惠也罢,麻木的芸芸众生过得很滋润。
谁,来管理世界?人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和未来?我想,这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物质文明,为了物欲自私,暴力。这些恰好是那些精英们擅长,在少数人控制下更加有序的,发展物质,给芸芸众生物质的满足。而芸芸众生们,谁又关心精神的思考和提升呢?倒不如低级的娱乐和金钱来得更加痛快。
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当其道,精英控制得心应手最根本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要是选择延续着物质文明那自私、暴力的世界,精英们控制世界岂不是更符合发展的规律?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希望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事实”。那些安于享乐的人,更愿意接受虚假的“事实”,心甘情愿的接受蒙蔽。
真相并不重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睁开眼睛,都会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落后了6000多年的精神发展,该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到了决定未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在我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了,或许没有弥漫的硝烟,但那是决定人类何去何从的大决战。
11.观广州车展有感 篇十一
第一,感觉是有些冷清。广州车展历史虽不如北京,但我去的次数却不少。以往的感觉是一次比一次好。场馆条件优于北京,参展商热情高,眼看从地区性展会向全国性、世界性展会成长,大有比肩北京、上海车展之势。但这一次不同,车型没有想象的多,相当数量的展台不是制造商而是经销商在办。把产生这样的结果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广州限购是不公平的,中日关系趋冷和今年经济上偏冷也是重要的因素。但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一句,如果广州继续限购的话,很不利于车展成长。广州与北京不同,北京就是一辆车都不买,照样办A级车展,因为北京有众多官员和专家去看车展;而广州车展如果失去市场的支持,是有可能降为B级的。
第二,中国品牌有喜有忧。喜的是有明显的技术进步,看长城、吉利、长安、比亚迪,不但车型丰富,而且有自己的发动机变速箱技术展示,其中比较印象深的是比亚迪,展出了汽油缸内直喷增压配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动力总成技术,而且还有迅速全面采用的趋势;这种后发而先至的逼人态势,值得其他厂家关注。忧的是分散重复,恶性竞争也露端倪,表现之一是车型同质化,几乎家家都是A00、A0、A、B级车都有,还有跨界车和SUV;表现之二是价格低,有些车型畸低,相当于顾客买的每一辆车,厂家补贴几千至上万元,在这样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的环境下,其发展的艰难可想而知。怎么办?直接的办法如限制外资、合资,不可能;让部分中国品牌主动退出,做不到。只有一个间接的办法:中国品牌车企之间加强合作,如广汽和奇瑞的联盟。
第三,展台管理仍有待改善,重布展、轻服务的倾向很明显。这次展览,中国品牌厂家展出的技术内容多了,但现场人员服务跟不上。相形之下,合资、外资品牌情况要好很多。我建议,展台应该有三类人员服务:一是导展,把公司特色和本次展览的亮点讲清楚;二是导购,为准备买车的人服务;三是讲解技术,像我这样看车展第一目的就是看技术的应该大有人在,况且技术是品牌和公司形象的基础,焉能不重视。
12.观《最美孝心少年》电视节目有感 篇十二
孝心源自人类最美的心灵,它纯洁无暇,是山上的雪绒花;它独具耀眼,是清水中的红莲;它坚韧顽强,是峭壁上的白云松。央视晚会上我观看了《寻找最美孝心少年》的颁奖典礼,那一幕幕情景让我不能忘怀。
黄凤,一个年仅6岁的安徽女孩,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残缺不齐、伤痕累累的家,那满载着浓浓亲情的板车,推出了感天动地、让世人楚然泪下的为父求医之路。一碗香喷喷的洋葱面,一句暖融融的问诊语显示人间的和谐与真爱;吴林香,被称为逆境中的微笑者,她用自己瘦弱的身躯顶起了养老抚小的家庭重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诠释坚强与忠孝的涵义,写出了人世间教育子女、反省自己的一本‘活教材’。邵帅,捐髓救母,谱写知恩感恩的孝心大义,迎来了许许多多彭城好人的解囊相助,挽救了邵帅欲将失母的痛苦。龙花,这个被誉为开在吊脚楼里的小花,坚强乐观地坚持守望着自己的梦想——祈求“家”的存在、妈妈早日康复,她已失去了爸爸,不能再失去了妈妈。就这一点祈盼,她已经付出了放弃自己读书学习的美好时光的代价,放弃了自己美好的人生前途,挑水、打柴、照顾弟妹、为母煎药治病,她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她塑造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好少年形象。徐沁烨,妈妈的好女儿,朴实无华的评价囊括了她太多的艰辛与努力,她虽不是大人却甚是大人,在物质与爱的抉择中,她毅然选择了爱,母亲的生命比任何物华天宝都要珍贵,为了妈妈,任何艰难她都能顶过去。赵文龙,一位十三岁的“男子汉”,每天承担一般学生双倍的责任——读书、理家、照料母亲,生活的重担怎么也抹不去他坚强、自信、乐观的笑容,他的心不会因困难而屈服,前方军校的梦想正等着这位坚强的好男儿去认真仔细地描摹。路玉婷,孝待亲人、笑对人生。即使自己未能挽救母亲,内心也保持着特有的镇定,她没有过多的生活奢望,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是她饱受家的痛苦煎熬后所做出的最真实、最朴实的生活期盼。高雨欣,一位卖烧烤的小女孩,年仅十一岁,瘦瘦身材却很能挑水背柴做粗活,与残疾妈妈一起用烧烤摊赚来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着日常生活。为着姥姥,为着妹妹,也为着失散的爸爸能在威海团聚的家庭梦而打拼。林章羽、何秀巡姐弟,坚持代父行孝,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年事已高的外婆,用稚嫩的肩膀支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懂事,让远在天堂的母亲离世前吃上了最后一口幸福而甜蜜的蛋糕。王芹秀,用自己的爱与孝心照料着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她的举动是在向世人昭著,生活中有时爱比血缘更加美丽。
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孝也是人间大爱书写的荣光,中国自古就流传二十四孝悌的故事:吴猛“恣蚊饱血”、杨香“扼虎救父”、孟宗“哭竹生笋”、黄香“扇枕温衾”……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今天王芹秀等十位少年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间的大爱。感谢王芹秀、高羽欣、徐沁烨等十位最美孝心好少年,是你们的坚强,是你们的孝感天地,提醒着世人要永不忘“孝”。
13.读《苏德战争》有感作文 篇十三
读《苏德战争》有感作文
20世纪,德意志开始复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发动了对外侵越战争,波兰、挪威、比利时、法国纷纷被掌握在德国手中。1941年,德军向毫无防备的苏军发动了进攻,北、中央、南方集团军群快速突破苏军防线,不久就功下了明斯克、基辅,包围了列宁格勒,直逼莫斯科。。。。。。读了这篇文章,可以感到法西斯的嚣张,也可以看出两点斯大林犯的错苏德战争之前,德军对英国本土狂轰乱炸,打得英军毫无喘息之机,而此时,斯大林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认为,德军在攻打英国的时候,不可能调军队打苏联,而却忽视了德军用的是闪电战。希特勒犯的错在法西斯加紧对外侵略的步伐,他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他忘记了苏联是个大国,不可能一下子将其吞入口中。另外,苏联是个靠近北方的国家,天气寒冷,但德军又是在夏季进攻的,无论有多么大的战果,还是会遭到重创的。最后,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忽然莫名其妙地撤走了,这给全苏军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军事发展有很强的.影响。然而,我们现在的和平是来之不依的,是士兵们冲锋陷阵用生命换来。战争对各参战国的经济、人力、物力有着严重的损害,对人们的心灵也有着严重的伤害和打击。。。。。。读《苏德战争》有感作文4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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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读《抗日战争史》有感 篇十四
姓名:XXX 班级:11自动化
学号:20110502107 《抗日战争史》作者:何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无数名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才换来这平静的生活。那一段历史对于现在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是成为影视作品书籍档案中一段段、一片片的叙说和演绎,而对于现今依旧存世而亲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来说,那是充满了荣辱、动荡气壮山河中夹杂着血雨腥风的残酷事实。这个代价是巨大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该铭记的一段历史。
翻开《抗日战争史》,映入我的眼目的是连天的炮火、浓烟滚滚的战场。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打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使骄狂大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同时,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所接受长官的指示。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最后,蔡延锴军长亲临前线指挥的画面„„还有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
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
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了一句句的抗战号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进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战争,而日本则进行的则是一次国民战。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那时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啊!国家积贫积弱,民众被污为‘东亚病夫’众多的民众连温饱都无法解决,徘徊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我们惟一取得的胜利,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胡锦涛总书记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中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形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抗日的烽火。”是啊,你能从全民族抗战中感到一种力量吗?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善良,忍耐是我们传统的美德,每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强大的不屈精神抗战精神便会从他体内迸发出来,发出震天的怒吼,释放出令人眩目 的力量,击退一次次的灾难和困苦,使自己经过漫长的岁月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
国家,沉甸甸的一个词,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又何以有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生死与共。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在他们正确领导下新中国也建立了60多年了,祖国的面貌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繁荣、富强是世界对他的肯定认识。缅怀无数革命先烈、民族英雄,我们这一代要更加珍惜现在,积极努力,回报社会,为祖国的更加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家的强大,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也就能创造出祥和,幸福的生活。但请不要忘记,和平有时候是需要用生命铸就的,是需要用鲜血和汗水去维护的。所以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更应牢记历史,保持时刻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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