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

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8篇）

1.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一

在所有人都看到了“屌丝”的机会时，知乎坚持高质量内容，吸引一群专业人士，使他们之间产生连接，进而成为知乎最宝贵的资产。

“得屌丝者得天下”，这似乎成了中国互联网的不二法则。91、58、多玩YY等低调公司的逆袭上岸，其用户群的特殊、极恐怖的APRU值，让人瞠目结舌。中国互联网，也并非这几年突然发现了草根的价值，细想如今的大公司腾讯、百度、阿里，无一不靠抓住草根用户才有今天。多玩游戏网总裁李学凌便表示，草根才是中国互联网最核心的用户，任何一个真正成功的公司，必须抓住草根用户。没做到这一点，基本上还飘在天上。

然而有一款产品自始至终就不打算遵循这套规则，它一直强调生产“高质量”的内容。它就是知乎，一个知识型问答社区。

最初两年知乎一直都很慢。它于2011年1月26日正式上线，初期实行严格的邀请制和审核制，用户增长不快，也没有新产品推出。今年3月20日，知乎开放注册，短短半年时间，日活跃用户达到70万，月活跃用户达到1100万，增长10多倍。5月26日，知乎再有新动作，发布一款新闻资讯应用——知乎日报。知乎创始人周源将这款产品形容为“一个超级印刷机”。这台印刷机每天印一张“报纸”，内容是知乎社区中的十来条问答，它们大多结合时事热点，人们喜闻乐见。2个月时间里，这款产品获得100万下载量，已经频繁出现在朋友圈、微博的分享中。两年半时间里，知乎并未如当初有些人预测的那样无法长大，反而以一种逆潮流的方式在持续进步，这是怎么做到的？未来，它有多大想象空间？

碎片化时代的高质量信息

Keso是知乎最早期用户之一，他在知乎上一共回答了955个问题。有人问他为什么在知乎上这么活跃？他的答案是：说明中国互联网在满足像我一样的人的需求方面，做得太少。

恰恰当所有人都看到了屌丝的机会时，另一群人被忽略和淹没了。这群人富有好奇心，追求认真、专业的表达和交流，中国互联网却没有这样的场合。最先论坛上聚集了这样一群人，然后博客出现，它更适合个人的完整表达，于是他们纷纷转移到博客上。但论坛和博客有先天缺陷，已经大量没落。2009年开始，微博以摧枯拉朽的姿态扫荡互联网世界，论坛、博客等产品纷纷进一步被冲散，内容生产者纷纷来到微博。然而，微博本身的产品特性决定了它的极度碎片化，它无法满足人对完整、高质量、深度信息的需求。这是知乎得以成长的空间。

它一开始就以精英的身份降临。早期知乎采用严格邀请制，第一批用户包括李开复、薛蛮子、徐小平、雷军、Keso等业内知名人士，还有很多投资圈、媒体圈人士。这群人被周源称为“种子用户”。他们不仅奠定了知乎这个产品基调的基石，也带动了其在短时间内的迅速蹿红。

针对这些人，周源会尽量去认识每一个。他会给每个人发邮件，询问产品的使用情况，如果对方没有提问和回答，他会询问具体原因是什么。他想通过跟这些早期用户的交流，知道用户在使用知乎的过程中，因为什么事情比较兴奋，是否能在知乎上获得价值？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周源发现，即便一个产品的形态有不完善的地方，性能也会经常不稳定，但如果真的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效果会超乎想象。他举了Twitter的例子，这看起来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产品，它已经有7年历史，仍然保持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浅薄时代尤其需要高质量内容，这些东西存在于一个人的大脑里，未经分享，知乎将它们激发出来，对他人产生价值。

跟传统的博客写作不同的是，知乎是一种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周源和一些知乎用户都曾有个有趣的比喻：如果说人是一个茶壶，他所具备的经验、知识、见解就是里面装满的饺子，这些东西平时倒不出来。知乎所采取的问答形式的好处是，将茶壶盖掀开了。传统的写博客、写文章的过程被拆分开来，问题已经都由其他人提好，你不用苦思冥想找选题，直接写就行了。并且别忘了，已经有一群观众等在那里，无形中又给倒饺子这个过程加了把劲。

社区的加减法

一个良好的社区，总是对破坏者具有排斥性。知乎想要保持高质量内容，并持续吸引一群专业人士，需要管理好社区的氛围。其他社区倾向于人工干预，知乎则选择用机制来管理，这在最初引发了外界的不少担忧。

“公共编辑”机制是其中之一。在知乎中，一个问题被提出后，其他用户有权限修改这个问题。它的初衷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个人可能问不出好问题，可当别人能帮忙修改时，好问题就能诞生了。

外界的担忧在于，中国互联网的大环境是娱乐氛围比较重，同时，多年的论坛文化也渗透较深，盖楼、灌水等形式数见不鲜，如果将修改问题的权限交给所有用户，会带来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

知乎坚持采用这一机制，只不过在实行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效果，对它做了多次改进。最开始，一个问题被修改后，修改者不会接到提醒。一段时间后，周源发现这样行不通，会出现误解。接着，规则被改成只要一个问题被修改，所有参与、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收到通知。结果发现，那些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对问题的修改感兴趣，会对他们造成打扰。最终的结果是，一个问题被修改，只有问题的参与者知道。

这个机制存在至今，运作良好。这说明即便中国互联网，靠机制来管理一个社区也是行得通的。只要机制够好，就能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并将其引导到好的方向上。

周源喜欢将一个社区比喻成一个城市，管理一个社区，其实就是在管理一座逐渐变大的城市。在一座城市里，肯定很多人在丢垃圾，有人迷路，社区管理员不可能顾及到每一部分，不可能给每一个新来的人指路，而是要靠这个城市里完善的交通指示牌，以及社区已有的文化和氛围。整个知乎社区只有一个管理员，他主要负责处理投诉等信息，其他一切都靠机制来解决。但这套机制并非来自管理者一厢情愿的设想，管理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给这个社区增加新东西。事实上，知乎社区的机制都由细节一点点堆积起来，新产品的出现也都是自然生长的结果。不过，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走了弯路后的教训。

“领域”，这个已经关闭的产品影响了周源对社区运营的想法。

2011年底，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准备后，知乎上线“领域”栏目。最初的想法是，既然知乎已经有了这么多内容，是否可以将某个领域的内容集中呈现，这样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用户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看上去顺理成章，用户却不买账。周源事后总结，用户在知乎上的行为更接近现实中的聊天，其中有一种探索的乐趣，而“领域”则是一种纯阅读的形式，用户并未对知乎有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还不够迫切。上线半年后，“领域”被下线。

“这就属于自己想太多，跟用户脱节的一个设计。”这件事之后，知乎再想上线新产品或新功能，周源都会拿这件事提醒自己，不要远离用户的真实需求，而把社区变复杂。

这种社区运营思路，让人想起豆瓣CEO阿北对社区运营的经验总结——不运营。阿北认为，所谓的运营，其实可以通过产品手段来解决。举个例子，为防止豆瓣的小组讨论出现水化现象，在做设计的时候，把回贴按钮放在所有留言的后面，而不是主帖的后面，当你回复的时候，你需要看完所有回帖，这样你可能会发现想说的已经有人说过了。这种做法的实质其实是将编辑的工作众包给用户。相信用户，并将权力交给用户，这种做法可能并不完美，但至少目前来看，值得一试。如果成功，会对以后的社区运营产生深远影响。

从内向到开放

一开始，周源真的没想过知乎会开放。

他曾在多个场合用一个例子说明自己当初的想法。当知乎只有200名用户的时候，投资人找到他，问他想把知乎做多大，当时周源想，得有个大点的目标，要做100倍，就是2万。投资人觉得没什么前景，转身就走了。没想到年底，知乎的用户数是20万，超出了周源的想象。

随着知乎的不断壮大，开放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2012年底，知乎用户数40万，用户停留在知乎上的时间是400万小时。开放之后，知乎每天创造出2000条高质量的问答，产生45000次“赞”。

“知乎应该服务更多人”，周源决定，与之而来的担忧是，知乎能否消化开放后涌进来的巨大人流？知乎所追求的高质量内容是否会被冲淡？

为此，知乎做了3个月的准备。决定开放之后，知乎召集全体员工，将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写在4块白板上，为每一个问题建立一个任务，周源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共列了53个。这些任务中包括技术上的准备、社区机制的加强、用户引导等。

开放之后，知乎生产的内容更多，另一个想法也自然出现了——怎么把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得更广？这就是知乎日报的诞生。如果说知乎这个社区一直在解决的是内容生产问题，知乎日报则是一个传播工具。理论上说，知乎社区里多数人都可以参与讨论，但真正回答的问题的人只能是少数。尽管回答一个问题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但实际参与的概率很小，因为一个人只会偶尔碰见适合自己来回答的问题。另外，知乎给回答问题所设置的高门槛，也将一部分人拦在门外。

对知乎日报而言，浏览不需要任何门槛，甚至不必是知乎用户。这些人的数量必定比参与知乎社区回答问题的人多几千几万倍，假设每天能发动几万人来生产问题，同时能有几千万人在看这些内容，这在传播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知乎日报这款产品还有更大的可能性。目前，除了上知乎社区的内容外，知乎日报上已经有了一些专栏。据知乎透露，知乎日报不久将与壹基金合作，开设专栏普及公益知识。如果这款产品的用户足够多，专栏的内容更丰富，未来或许可以成为一款新闻阅读器产品。

如果说知乎是一块肥沃的土壤，知乎日报就是上面长出来的第一棵大树。它们彼此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知乎日报让知乎影响更多人，知乎给知乎日报源源不断的供应养料。此时，让人纠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得到解决，知乎社区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并不会受到知乎日报广大用户的影响，能仍然坚持高质量内容。

知乎的未来

知乎社区最有价值的资产无外乎两种：信息和人。

知乎的信息生产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众包形式，它有几万个作者，涵盖了无数个专业领域，并仍在扩大中。另外，之前的信息生产可以说都是单向的1.0模式，作者琢磨读者可能会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知乎的生产方式则是2.0版，先产生读者需求，再生产定制信息。

每天知乎上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原创的、高质量的内容，这已经是一种新的、值得重视的内容生产方式。有了这些内容，所有关于信息的商业模式知乎都可以尝试，比如传播、出版。

知乎日报正是在知乎传播上的一个尝试。出版上，知乎也将与Kindle电子书城合作，推出《知乎周刊》。以后甚至还可以与出版社合作，就某个领域或某个话题结集出书，也可以找知乎上某个领域的专业作者出书……

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了先行者——盛大文学。它同样由UGC产生内容，牢牢抓住上游的内容，往各个产业链打通，从最基本的出版，到影视剧、漫画等，想象空间很大。

差别在于，二者的内容和用户不同。盛大文学的成功，真正是抓住了互联网上“屌丝”用户的需求。但有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互联网的人群结构一直在变化。盛大文学最初的用户，如今已经而立之年，他们开始对专业、非虚构的内容产生需求，这是一块正在成长起来的市场。

信息之外，产生信息的这些人更有想象空间。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回答问题只发挥了一部分价值。

一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价值就是流量。流量能转换成广告点击量，转换成下载量，转换成电商订单量，却没人关注流量背后的人的价值。这些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这些人最关心什么？有了社交网络后，人才真正成为主体。但在中国互联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交平台。新浪微博曾被寄予厚望，但从最终的产品形态看，它的核心仍然是传播，最后看的还是转发量。在开启商业化之后，它则彻底沦为流量平台。

社交网络是什么？它其实并非指某种特定类型产品，而代表一类产品。它的要素在于，人在其中彼此连接，并因为这种连接产生价值。Facebook由现实社交网络发展而成，Linkedin是工作网络，而知乎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因为问答而建立起来的连接。

“知乎也许可以考虑向LinkedIn方向发展。”谷歌中国前高管、兰亭集序创始人郭去疾在微博上写道。

二者确实有共同点。人们在Linkedin 中能更好的展示自己专业能力，能更方便彼此连接，知乎也如此，只是连接的媒介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乎已经部分是Linkedin了。而后者，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络，有超过2亿用户。《财富》杂志曾在封面文章中评价：Linkedin不仅是用户喜闻乐见的社交网络，也是深得华尔街欢心的企业软件公司。

最后，知乎可能成为中国的Linkedin。有趣的是，本为职业社交网络的 Linkedin，最近却在开展媒体业务，提供社区中专业人士的知识和见解。这不正是知乎在做的吗？这两家公司，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似乎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在中国，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将是一个趋势。人们对如健身教练、律师、医生、财务顾问等专业人士的需求将越来越旺盛，知乎所聚集的那群专业人士就越有价值。Linkedin 已经尝试成功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知乎的考虑方向，比如专业人才招聘，这是目前Linkedin的主要业务之一。事实上，这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知乎社区自身已经萌发了这样的苗头。知乎上有个问题是“怎么在知乎上找工作”，在下面的回答里，有人特地贴出了自己收到的私信，清一色的各种求职信。

一个良好社区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会自己生长，管理者只需在适当的时候收割果实。知乎坚持高质量的信息，吸引了一群专业人士，这些人再产生内容，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某种程度上，人和信息其实是一回事。这些人在知乎上通过信息产生连接，连接就能产生价值。知乎可以做的才刚刚开始。

2.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二

一、社区与社区传媒

社区最早出现于社会学, 英文为Community, 直译为社区、群落、团体、共同体等。“社区”一词最早为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所提出, 其后帕克又将该词引入社会学, 基本意思都是在强调社区是一个共同体。在我国,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腾飞, 城市化的速度可谓迅猛, 一时间各地城市涌现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社区。事实上, 我国的社区与西方的社区并不完全相同, 而且“社区”这一概念本身也在逐渐中国化。也正是由于中西方“社区”的不同, 社区媒体在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价值才更加值得探讨。

社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是其只针对特定区域的对象发行, 不追求最大多数关注, 在传播思路上与其他媒体迥然不同。按照社区媒体的类型来看, 社区传媒包括社区报纸、网站、广播电视等媒体形态, 不过一般而言社区传媒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发展最完备的仍然是社区报。社区传媒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 1690年第一份社区报诞生于美国, 其后的发展不温不火, 而且多为周报, 甚至扎根于乡村, 与现在的社区报差别巨大。事实上, 直到二战后, 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的城市社区报才慢慢超过乡村社区报并占据主流, 社区报也才逐渐有了现在所谓的社区报的色彩。

社区传媒虽然在国外起步早、发展势头强劲, 但是在我国发展却并不顺畅。总体而言我国社区报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摸索阶段 (2001年至2005年) , 其间大多数社区报都以失败告终。这一阶段的代表为号称我国第一份社区报的深圳《南山日报》和号称中国第一张全面市场化的社区报长春《巷报》。二是发展阶段 (2006年至今) , 其代表为《新民晚报社区版》及《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社区报》等。[1]我国社区传媒就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大型房地产公司或是其他商业资本支撑, 背靠大城市, 围绕重要商圈周围的社区传媒, 其存在的原因在于商业资本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开发, 这部分媒体往往无正式刊号, 属于内部刊物。另一种是都市传媒集团为促进媒体发展的战略部署或是市场挖掘, 这部分以《新民晚报社区版》《北京社区报》等报纸为代表, 有刊号, 有背景。目前, 国际上社区传媒盈利势头稳健, 如在美国社区报盈利率大约是大报的8倍, 加拿大也被称为“社区报王国”。不过在我国, 由于社区建设的相对落后以及社区传媒与都市报的交叉导致社区传媒发展优势不明显, 加上自身采编力量薄弱, 社区传媒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社区治理的自治化

一般而言, 社区治理指的是在社区范围内由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 促进基层社区和谐稳定的治理方式。[2]这里强调的是社区力量的共同治理, 但事实上社区治理正在向社区自治方向发展, 而且社区自治也更符合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根据学者魏娜的研究, 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脉络可以按照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为主导的行政治理模式, 第二个阶段是由政府与社区力量联合的合作治理模式, 第三个阶段是社区自治型的治理模式。[3]这三个阶段、三种模式在时间上相继, 在发展程度上相迭。

社区治理向自治化转变是社会转型发展的趋势, 也是社会建设中的新课题。就其背景而言, 首先是城市化水平加快, 城市人口数量骤增, 社区遍地开花, 以往的基层管理模式已然不适应新的局面。其次, 十八大以来,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基层民主改革深入的要求。再次, 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基层治理模式释放人才、资源等活力。具体而言, 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位制, 一种是街道办和居民委员会制。[2]在计划经济时代, 这两种模式在发挥人员管控和资源分配方面作用巨大, 但是在市场经济下, 这两种模式对资源、人才的自由流动严重束缚, 也因此社区管理正在逐步替代这两种模式。在这种背景下, 社区自治就是要让社区替代以往的家长制基层治理模式, 推动协商民主下的基层民主文明程度, 从而满足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事实上, 社区治理不光是一种管理, 还是一种凝聚, 特别是在社区治理的第三个阶段, 即社区自治阶段, 居民的齐抓共管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多层面的, 无论是管理还是沟通, 都需要一个平台建设, 而这更加离不开社区传媒。总之, 社区自治的发展是顺应“小政府, 大社会”和“小政府, 大服务”的社会结构转型, 顺应协商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而这一过程势必离不开媒体的作用, 社区媒体在社区治理中不仅有信息服务平台的媒介作用, 更发挥着提出、讨论问题, 监督促进落实的政治治理作用。

三、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与价值

社区管理中存在着五种力量, 它们分别是政府、居委会、社团组织、社区精英 (或曰意见领袖) 和普通居民, 说到底社区治理就是要实现五种力量的均衡并尽量降低一家独大 (特别是政府力量) 的局面。五种力量由于现实的原因, 在信息的获取量上、管理的实际权力上和话语权上存在着较大差别, 实际情况是政府、居委会等直接管理者在制定一些政策时并不能兼顾不同意见, 甚至造成与居民关系紧张的状况。这种状况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平台建设不力所致。而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首先作为一种媒体, 社区传媒最明显的就是其媒体功能, 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领域架构等;其次从更广泛的政治治理角度看, 它可以帮助建构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平台, 并通过民众参与度的提高从而增强民众认同感、参与度并促进民主化程度, 而且这对于平常居民话语权的尊重和对社区事务的监督管理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具体而言, 其媒体价值体现在:

(一) 信息和服务价值。

社区传媒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其信息和服务价值, 一般而言这种价值可以体现在社区传媒会及时地刊登天气、票务、演出、福利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服务类信息。正是由于社区传媒的针对性和及时性, 它才会慢慢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阅读需求, 进而产生一种很强的阅读黏性, 促进读者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而且这种信息是深入百姓的, 并且以社区居民为报道对象。例如报道社区内幼儿园、小学的文艺比赛, 刊登某人出生的喜报等, 其信息是非常可亲的。

具体而言, 社区传媒的信息服务价值可以以一份老牌美国社区报《斯塔藤岛前进报》为例, 辜晓进曾详细考察此报并将结果写成《走进美国大报》一书, 书中介绍该报以本地社区新闻为主, 每期常能占到四五个版面, 而且其中又细分为要闻、评论、天气、副刊等板块, 甚至专门为当地的少年儿童设立儿童版, 专门报道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新闻。该报在扮演本地服务者的角色上不遗余力, 例如评论版会专门开辟读者评论板块、副刊则有很多本地红白喜事内容。尤其深入居民生活的是其发布的大量招聘、交易信息, 以及商家只针对本地居民的促销优惠政策, 以至于很多居民手拿该报去往指定商场的指定货架购物消费。[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一份成功的社区报纸, 其信息的贴近性和服务意识的面面俱到对自身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意义所在。

(二) 公共领域建构作用。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有关政治模式的重要理论, 哈氏认为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描述, 它强调一种公共舆论形成的机制, 强调公民能够通过大众媒介自由平等独立地进行公开而理智的讨论, 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提出解决。[5]他强调公共领域是通过大众传媒建构而成, 同样的, 具体到社区而言, 社区传媒在社区公共领域的建构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就社区治理而言, 社区传媒在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在促成一种公共领域的建设, 这一领域独立于政府、居委会管理, 为意见的公开表达和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特别是社区治理发展日益趋于自治的态势下, 一个适当的社区机制或曰公共领域能为居民自治提供最基本的传声筒作用。另外, 在社区自治语境下, 居民在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时必须是不受干涉的, 能反映出每个人民主诉求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社区传媒在这种治理中能够作为一种独立于居民和相关政府单位的第三方, 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公共意见并促成民主商议, 从而保证社区自治的真正民主、独立。

社区传媒的政治管理价值:

(一) 构建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居民对所居住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只有在这种认识下, 居民才能真正谈得上是自治, 才能以较高的主动性来处理本小区内的事务。简而言之, 就是让小区居民感觉自己小区的事情就像自己家的事情一样,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认识到社区治理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安居。民进中央副主席蔡达峰在社区调研时也强调, 社区自治的灵魂便是居民社区共识的养成, 社区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居民生活有赖于此、情感有赖于此, 对此有归属感。[6]

社区传媒的一大特点或者说相比大报的优势就是专注本地新闻、本社区新闻。就美国社区报而言, 这种深入社区的特性可以表现在社区报会刊登社区居民的婚丧嫁娶、比赛、通知等信息, 而且在报道时常常采用小区居民的真实姓名, 从而赋予其荣耀感, 并增强其认同感与归属感。另外, 在报道方式上, 社区报惯常采用亲近性的、故事性的话语报道方式, 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社区内的大小事务进行报道, 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可以说社区报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深入人心, 易于被小区居民接受和领悟, 读者会慢慢形成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能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小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从而促进社区管理的良性发展。

(二) 作为社区自治平台的价值。

如上所述, 社区存在着五种力量, 社区治理就是要均衡这五种力量, 但是长期以来社区治理缺乏一个开放的平台, 在社区信息公示, 社区决策制定、执行、监督等方面存在瑕疵。普通居民对社区治理热情度不高, 往往处于被动局面, 等到出现问题时又往往因为木已成舟而显得被动。而且, 社区治理在朝向社区自治的方向发展过程中, 必然要求社区能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承载这一制度。这一平台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信息、意见的沟通交流, 另一方面在于政策制定、执行的商议、监督。

在政治管理层面上, 这一平台并不同于其媒介意义的公共领域价值, 因为公共领域侧重于媒介自身所体现的意义, 而其政治管理平台作用则体现其政治管理工具意义。作为一种自治平台, 社区传媒可以是网络、报纸、广播等信息平台。与传统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互动性和参与性, 极大地降低了社区居民间的沟通成本, 并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矛盾。社区传媒的亲近性决定了其读者可以就社区建设和社区生活中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而透明的交流, 促进问题解决, 从而使社区媒体真正成为一个广泛的、相互沟通的平台, 一个公共管理监督的论坛。

四、结语

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传媒, 特别是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下, 单位制弱化, 社区也将逐步替代居委会的功能。社区自治的强化将极大地促进基层自治的科学民主化, 从而促进基层政治建设。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既是传声筒, 又是公共平台的建构者。社区治理在利用社区传媒实现良性发展方面应该继续推进。首先, 在利用社区媒体的媒介作用上, 应继续强化社区传媒的信息服务功能, 促进信息的贴近性和实用性, 树立服务意识。其次, 在政治治理层面, 社区传媒应该强化公共管理平台建设, 努力打造一个有着充分话语权而且能够保证居民独立自主的民主管理平台。这一平台的建设需要开放透明的舆论环境, 并且赋予每一个居民以自由平等的参与权和管理权。

总之, 社区传媒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传声筒和平台建构者的重要角色, 目前在我国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社区治理改革日益深入的情况下, 社区传媒必然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 在都市类报纸日趋衰落的大背景下, 社区传媒这种能在小处着眼、在小处大做文章的发展路径也对报业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序文, 李先宏, 孔文莹.我国社区报发展态势浅析[J].新闻前哨, 2011 (10) .

[2]冯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社区治理为例[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1.

[3]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1) .

[4]李瑞芬.社区报——都市报新的突围模式[J].新闻知识, 2004 (7) .

[5]张学标, 严利华.大众传播媒介、公共领域与政治认同[J].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 (1) .

3.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社区的不断重组，尤其是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不断走向深化，这其间发展尤为突出的则是农民安置型社区的建设和管理问题。

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4千万，并且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在递增。在城市化进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迁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这一大批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后，被动地进入城市，政府在用最小成本做最大政绩理念推动下，建立了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社区，原来散居田间的农民被聚集起来，统一进入小区高楼居住。

但是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各种生产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邻里关系等社会关系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的总和。过去这些社会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一定的社会资本，而现在失地农民随着非农化、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这些社会关系正在逐步失去作用和彻底消失，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过去在社会上赖以存在的的社会资本，这种精神上的需求比对物质上的需求对他们来说或许更为重要。

社会资源的缺少，社会关系的重构使这些“新市民”处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矛盾冲突的夹缝中，处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中间，其身份的转换和观念的转变是相当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现实社会中一个特殊的边缘化群体。再加上他们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匮乏，找工作来说是很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成为新市民后就失业。所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面对以农转非居民为主的安置型社区，该如何进行管理，该怎样进行社区的文化建设，促进失地农民顺利实现市民化的转换，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建设面临的重要实践课题。

一、“新市民”的产生及价值观的研究

现今大量开发土地，使大量的农村户籍人口转为非农村户籍人口，为了妥善安置农转非人员的居住问题，开发区管委会在不同地区集中修建安居工程。安置以后，业主们虽然得到了征地补偿款，但土地没了，居住环境变了，社会环境变了，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冲击很大，对他们价值观的冲击也很大。在调查问卷中，接近一半的安置型社区居民对“你觉得自己是否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市民？”这个问题作了否定性回答。这就是说，这些“新市民”自己对自己目前的身份从思想上都不认可。

安置型社区的“新市民”目前的情况是：男同志满60岁，女同志满55岁，就可以拿社会养老金，而多数人是达不到条件的，也就是说原则上就需要自己找工作。但是他们的根基在土地上，他们从习惯在农地上的生活转变为没有自家土地的生活现状，他们的技能只能在土地上得以发挥，而现在又失去了发挥他们技能的环境，感到失去了生存的技能，导致“新市民”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就此现状我们应该从根本----“新市民”价值观改善做起，让我们的“新市民”重新审视他们的新环境，重新接纳他们的新环境，重新快乐的生活在他们的新环境中。“新市民”的生活环境从一村之家到了一区之家，要想改善“新市民”的价值观，一定要去社区服务相结合，从他们身边做起。

二、社区管理对“新市民”价值观的影响

1.重新审视外部环境

环境的适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我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要克服许多的不适应、恐惧感，对于“新市民”来说是从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的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更为加剧对新环境的恐惧感。胡锦涛同志曾说过：“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曾重点突出了社区的服务作用和社区的建设作用层面上提出了构建和谐小区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与社区服务管理结合在一起从外部环境克服他们的恐惧感，通过社区让他们重新找到家的味道。

首先，大量展开社区与社区之间的活动。要让“新市民”从旧的生活环境慢慢转变到现在的新环境，就要重新走入他们的旧环境中，大量展开社区活动，并且与其他社区联谊在一起，使社区服务不再是单调乏味的管理物业，打扫清洁一些简单的工作，更是让社区服务从多方面、综合性的发展社区活动，也让“新市民”重新找到了生活在一起的感觉，在展开社区服务的同时，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使他们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了城市的热情与和谐。

其次，大量开展社区讲座。在开展社区活动的同时，可以邀请一些技术人员展开社区讲座，让一些年轻的同志感受到他们的用武之地，对新生活充满希望，充满憧憬，充满迎接新未来的挑战的无限欢喜。在展开讲座的同时，创造了学习新技能的良好条件，不用走出家门就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让“新市民”可以自信的走出家门，在外面创造一片美好未来，同时也给我们的社会增添的新的血液。

最后，社区管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通过技术的学习，社区管理可以通过政府协助与相应的社区服务相结合，给我们的新同志介绍新的工作，让他们勇敢的走出第一步。让我们的“新市民”感受到自己所用之处，在新的环境中得到新的发展，展现他们更为精彩的一面。

2.重新塑造内部环境

所谓内部环境即为“新市民”自己真实的内心，也就是他们的心理接受情况，这个过程是由外而内的过程，正所谓“眼见为实”，让他们通过真真切切的身边的生活，触动到内心深处，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真正的成为了城市中的一员，也可以从“新市民”成为“老市民”。社区管理的工作人员走到居民生活中去，和他们一起感受整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尤其是在家的老人，更是不适应新的生活，让他们未有丝毫的孤独、寂寞和困苦，让他们感受到城市中的温暖与和谐。

3.内因与外因结合彻底改善“新市民”生活环境

只有内因和外因的相结合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有两者相结合才会达到双赢。

首先，外部环境的改善影响着“新市民”内心深处的改善，只有通过身边外部环境的影响才会让“新市民”重新感受到“新”的美好，让他们从心里认可自己、认可社会、认可新生活。

其次，内部环境的改善也制约着对外部环境的接受程度，只有“新市民”从内心认可了新的环境，愿意接受新的环境，他们才会用心去感受身边的人和事，感受一切新的现象，也会用新的想法去接受它，感受他，挑战它，让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因此，两者即相互制约也相互影响着，要想让两者达到双赢，必须通过社区的有效管理，推动两者的快速进步，让我们“新市民”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来改变现实的城市生活，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公民。

三、结束语

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改善“新市民”的价值观，主要是从社区管理入手，从“新市民”身边出发，从社区出发，转变“新市民”内心的恐惧感，改变价值观，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转变农转非“新市民”的不适应心理，适应新环境，接纳新环境，愉悦的生活在新的环境中。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4.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四

活动总结

XX年9月24号下午，XX区域化团建宣讲最后一站在XX社区如期开展。我校求是学会宣讲实践团三位宣讲员为社区的将近50位退休老干部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和谐、民主、法治”五方面进行了精彩、生动的宣讲。XX社区居委会主任马XX出席了此次活动。

冉XX在宣讲中讲道：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我们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创新，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同“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马列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结合，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不但适应中国的国情，而且马列主义是最先进的思想，两者的结合必然会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迸发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源于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它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愿望。以人为本就是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敢于深入改革的深水区，打破利益的藩篱，挑战垄断地位，改革才会前进，才会实现社会的和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他还为大家讲述了“爱国”的重要性及我们如何爱国？爱国是一种态度，不是一双拳头；爱国是理性，不是盲目。对于生活在如今社会的我们来说，每个人首先更要做好自己，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提倡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诚信、友善”。在自己的行业做出成绩，尊重每个人，对每个人友善，待人诚信，不粗暴，不盲从，这才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刘XX从个人和国家的层面分别讲述了诚信的重要性。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一座桥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诚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扎根于我们的国家，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名片。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人无信则不立，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不会被他人所接受，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注定会走向衰败，其发展也必将走向畸形；之后，他还站在历史的角度为社区群众讲述了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中国需要民主，不仅是因为民主自由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对于正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民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赵XX以一个形象生动的故事为群众们讲述了法治存在的重要性，要想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和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并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以德治国作为辅助来施行，依法规范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使人民友善；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和谐，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使制度民主；依法进行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只有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巩固维护法律体系发挥作用的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才能将依法治国进行顺利，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级要求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立完善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社区建设中来，使社区党员干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二、目标任务

引导社区党员干部初步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重点抓习惯、重养成，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培养良好的意志品格和乐观向上的性格；树立基本的是非观念、法律意识；初步培养我为人人的志愿者意识和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讲座。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教育内容，对全社区居民

发出倡议。

（二）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道德讲堂活动。组织社区全体干部和居民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以道德讲堂为载体，通过每月一讲，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开展“诚信回归”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以“诚信回归”为主题诚信教育活动，强化社区居民的诚信意识，引导居民群众树立求真务实、言行一致的诚信形象，营造“诚信待人、诚信处事、诚信学习、诚信立身”的氛围。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强化管理，做到活动开展扎实有效。把这项工作当做长期任务来抓，不能看成突击性工作。要加大对活动开展过程的检查和指导，把过程抓实，把管理抓细，推动工程持续、稳步开展。

(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要结合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好日常工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的关系，要与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开展的“四文明”创建等活动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三)广泛宣传，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发放宣传单等平台，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活动氛围，积极向居民群众宣传解释“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动员

广大居民积极参与活动开展，要指派专人宣传报道活动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和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六

社区工作者：2014年社区工作者考试面试热点之盈江地震引发的深思

北京人事考试网：

社区工作者：

中公教育社区工作者考试网为参加社区工作者考试的考生们总结了：2014年社区工作者考试申论热点之盈江地震引发的深思。希望能对考生有所帮助，中公教育社区工作者考试网预祝广大考生能在社区工作者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背景链接】

2014年5月30日09时20分，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北纬25度，东经97.8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地震已造成29人受伤(重伤5人)，民政厅迅速调拨帐篷1000顶、棉被5000床、折叠床3000张等相关物资。这是盈江县本月以来的第二次地震，5月24 日曾发生一次5.6级地震，致13人受伤，上万人受灾。

盈江县城及多个乡镇震感强烈，有房屋开裂和瓦片掉落情况。震中所在的卡场镇群众表示地震发生时震感比较强烈，持续时间长。

据报道，不少云南网友在微博上“晒”他们的遭遇。德宏网友“芮塔”称，地震发生时，芒市震感强烈，人在8楼都站不稳，持续时间估计有20秒，大家都跑出来了。网友“柚子”称，刚到28楼的公司，感受到了整个摇晃的过程。

【真题回归】

地处云贵高原的云南省，因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是我国破坏性地震较多、受灾特别频繁和严重的省份之一;与此同时，泥石流、森林火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在民众中普及防灾救灾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在2013年7月24日上午云南省社区工作者考试文山州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真题中就可见一斑：

一、背景材料

1、云南省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省份，为了提高人民防灾救灾的意识，对防灾救灾的宣传活动提出六条措施：

A.组织村民开展自救演练，人数有25000人

B.在广场上进行宣传

C.利用电视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D.利用大篷车进行宣传，就地演练

E.免费组织村民到地震科教基地进行学习

北京人事考试网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F.悬挂宣传条幅

2、你作为这次宣传活动的组织者，给你500万，请合理分配使用。

二、问题请根据实效性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并说明理由。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道真题的背景就是围绕云南省的防灾减灾来考察的，而云南盈江发生的地震也很有可能成为2014年社区工作者面试中涉及到的热点话题。回归到这道真题，从题型上划分，它属于无领导小组讨论中的排序类题目。它是让应试者根据给出的材料在互有利弊的备选答案中选择其中的几项，进行排序，并说明理由，最终由应试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中公.教育版权。

无领导小组讨论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要能够提出一个确切的标准进行排序，最后能够自圆其说即可。本题的破题关键在于“实效性”三个字，在综合考虑宣传效果、经费支出、可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着重根据宣传效果的时间来划分，根据立竿见影就能达到效果(短期)、需要一段时间效果才能显现(中期)、需要建立长效机制(长期)的周期长短，合理做出排序并按此标准说明理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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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七

一、价值认同: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

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社会成员纵向交接 (代际间的纵向传递) 的过程, 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表现出强制性和模式化的要求, 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 受内在机制的支配, 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 并在不断传承中呈现出再生的特性的过程”[1]。

认同的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在农村社区场域中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依赖于村落社群中的成员是否具有一致性的看法以及感情基础, 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社区中, 村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和行动取向, 换言之, 这也是某一特定农村社区的成员是否拥有稳定的集体观念的重要标志。同时, 农村社区中世居的村民,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 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在群居生活中通过身份的澄清与确认, 从而来正确认识个体、群体及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村民身份感的确立, 是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的动力来源:“当人民在确立自己身份感时……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相一致或相近似的东西, 利益、情感和信仰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评价问题”[2]。

在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中强调的是“获取性”的发展, 缺少对传统原生态文化传承过程中人之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审视和关注;自然、生态主义的发展观, 则更强调乡土价值世界中人的“生存性”价值的体现。以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为例, 农村文化价值在以对物质利益的诉求中整体性退却、边缘化甚至贬值。因此, 基于价值认同的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目标在于充分激活并蓄养住乡土社会自身的永恒性价值。

二、价值困境: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两难选择

对于民族农村社区里的村民而言, 在本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所遭遇的价值困境主要表现为:特定的传统文化如何在“延续”与“颠覆”的选择性价值观博弈中得以留存?由此, 本文将基于两种不同价值取向, 将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类型分为保护性传承和破坏性传承两种类型。保护性传承在选择传承路径时, 主要依据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 在保留本民族文化原有精神内核和发展根基的基础上, 充分吸纳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元素, 实现融合式传承与发展;破坏性传承, 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颠覆, 即最能尊重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核未能在传承中得以较好保护, 其结果将有可能给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性影响, 同时也不利于多元文化格局和谐共生局面的营造。由此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尽量避免破坏性传承, 选择保护性传承的路径进行。诚然, 在实然状态下, 农村民族文化传承过程所涉及的来自社群中的个体、群体对不同传承途径的看法以及可接受程度无疑都是多元、多层的, 并非可截然区分为这样理想的两种状态, 往往是交融性的存在。也就是说, 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思考,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实现当地现代化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3]。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 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 在以何种价值为导向的传承路径选择问题上, 我们大致可对这样两种成问题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

(一) 文化传承的价值在社会变革趋同化模式中消退

在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社会变革模式中, 普遍存在社会价值的预设化和固化的现象。即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传承过程中, 政府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在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导向性政策中已然起到最决定性的作用。因其在这个社会文化演变的过程中主导价值观念处于核心位置, 这同样会给农村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消退埋下了不易直接辨识的隐患, 甚至一度演化为城市取向的农村民族文化传承。例如,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背景下, 给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带来了较大改善, 但究竟少数民族同胞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认同这样的改善呢?

例如, 云南L地区W族同胞聚居地, 政府主导的村屋改造项目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可是当改造完毕后, 房顶再次有漏雨现象发生时, 村民们的应对策略竟然是找到房屋的对口援建单位告知:“你们的瓦坏了。”

类似的社区民族文化消退得太快!不仅如此, 还有传统的服装工艺、建筑设计都一同消失。表面上看村民们的物质生活较之以往是有所改善, 但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品质却并无太大改善……由此, 我们不难反省到:民主生态的传承策略应是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需要和要求的基础上做出的发展决策, 以反映民族同胞的需要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毕竟, 只有政策支撑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 少数民族同胞才会更为之而感到自豪。

(二) 文化传承的价值在社会变革的不当保护中异化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边缘化, 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要么无人问津, 要么就是在盲目的文化开发中丧失了文化本真, 流于形式, 甚至走向毁灭。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异化现象主要指的是政策在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经济人假设人人都为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为维护自身利益, 少数民族在构建和发展各自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期望自己所尊崇的价值观能够成为民族发展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代表不同个人、群体、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观念。一些决策权力主体本身所代表的就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的个人、群体或是社会阶层, 而往往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群体、基层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在此价值选择博弈中胜算更大, 从而导致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价值取向被迫发生异化。民族文化传承的最理想主体应是文化的持有者。进而, 决策过程中尊重传承主体在价值观传承过程中的意义, 才是最需要考量文化传承成本之关键所在。

譬如, 为保护一些濒临销声匿迹的传统民族文化或民间工艺, 人们开始逐渐选用数字化技术再现一些传统民族民间工艺, 但数字化呈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存在的价值显然是较为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对藏传唐卡进行数字化修复与再创造是对这一具有千百年历史且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进行保护的有效措施。但笔者认为传统唐卡在创作中的线条、色彩经过数字化方法处理后早已丧失了创作的灵性。换言之,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到底数字技术给唐卡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音?

就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角度来考量, 传统手艺人的价值没有了, 而民间艺人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价值是数字化技术所替代不了的。尤其在艺术创作中, 要求最为严格的就是创作者的心境, 那是一种即时性的灵感体验与捕获, 没有了创造的心态, 批量制造和生产的民族民间工艺品一样会失去灵性。所以, 从此种意义上分析, 不顾创作生态的民间工艺文化传承, 缺少了传承的灵性与文化。

又如, 云南腾冲农民画是20世纪70年代在群众性绘画活动中产生并形成的, 与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美术及手工艺术品如剪纸、面塑、泥人、皮影、窗花、版画、年画等一脉相传, 其整体艺术价值较高。在自然、淳朴的自然状态下的农民画创作是一种心灵对身处意境感知的释放, 每一次创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时下各地发展旅游业, 有的地方主管部门也鼓励把民间艺术开发为旅游产品和树立地方文化形象, 农民画创作纯粹为了“画”而画, 那么, 此时虽然也是在作画, 但缺少了创作的基本态度和心境。

综上, 民间艺术在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中的影响, 也就是其不可替代性, 正是体现在未知性、不可重复性中, 任何一幅作品都是不可复制的, 因为创作者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境是绝无仅有的。

因而民族民间文化的多元、多形态存在, 只有先保护才谈得上传承, 而真正生态与和谐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则是在保护中的传承与创新。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的。尊重多元价值是以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元需要作为价值选择的基础从而进行融合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政策导向与社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生态与需要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传承, 教育成为人们最容易想到的路径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本身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于是有学者提出“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华人教育路向, 首先在于找准自己的位置, 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与它文化交融发展”[4]。“当前在对待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上, 没有重视‘人’, 没有从文化特色和具体的情况出发考虑教育, 而只是把教育定位为工具层面的‘脱贫致富’的手段, 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共生教育理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融合成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地去培养和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 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是尊重的, 对其他文化是尊重的。他既知道自己的特点, 又能吸取人家的长处”[5]。

三、文化自觉:价值认同视野下的文化传承路径思考

文化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也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任, 它要以怎样的途径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这是当下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

根据文化传承场域的不同, 可分为家庭传承、社会传承、学校传承等三种[6]。学界普遍认为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有学者提出:“坚持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为主导, 辅之以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等模式……突出培育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7]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理应由民族地区青年一代来承担传承的重要责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迷失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情感与责任感, 与民族传承文化之间产生的疏离。归根结底, 民族文化传承还得靠村民自己来完成。文化遗产保护,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 “承”是保护中的传承。教育之所以被视为能够承载文化传承的路径, 其根本也正是看中了教育在提升文化承载主体自身传承能力建设方面。

(一) 家庭教育:增强青少年自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意识

家庭作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必需性是不可忽视的, 因为“家庭除了具有繁衍后代, 绵延种族这一人口再生产的功能之外, 就还要承担促使其成员实现个体社会化这一社会再生产的功能”[8]。因此, 家庭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不可比拟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能够创造让青少年具有耳濡目染父辈祖辈文化行为的天然的“心理场”, 而且各不相同。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承途径相比, 家庭教育是通过文化行为支撑起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之认同的。笔者在走访云南昆明D乡S村一户村民家中从村民口述了解彝族 (白彝) 民族服饰制作的传统工艺:“我们的衣服和羊毛毡子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羊毛用的是我们自己养的绵羊毛做的。自家搓线, 织布, 做一套衣服要花一年多时间 (农忙时节要忙地里活) ……哪家有姑娘出嫁时就要带着妈妈给她做的衣服一起嫁出去, 带得越多就表示这家人越有本事 (能干) 。在家里的姑娘都还是会学着做呢, 出去 (打工) 呢么, 会的就不多了。”

当询问到服饰上的图案有何特殊含义时, 家中主人解释道:“我们衣服的脚边要用双线缝制, 表示对逝去的人的怀念。这跟一个传说有关系, 听说我们是从外地搬来的, 在当地一直有个做法:老的不在 (去世) 了就要用线绑成一个十字架, 以便以后遇到来寻亲的亲戚有个认亲的凭证。不管到什么时候, 亲戚一看到这个用线绑的十字架就晓得不在的人曾经是亲戚了。衣领上缝上的五颜六色的, 层层叠叠的布条, 象征着我们民族团结、奋斗……”当再次问及能否讲得清楚白彝这一支系的历史时, 年纪最长的家长都表示讲不清, 至于村子里谁能讲得清楚更是无从知晓了。

由此我们所反思到的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途径存有诸多困境:其一, 村落空心化现象日益普遍, 客观上导致家庭本位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存在时空的屏障。少数民族青少年长期外出打工, 使得家长对子女的教育, 包括亲子之间的沟通也出现了关系上的断裂。其二, 文化传承是一种周期性的状态, 特别是增强青少年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教育与信念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目前家庭教育内容中设计文化传承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具体。进而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传统礼仪礼节、文娱活动的了解是在耳濡目染中完成的, 也缺乏家庭教育本身承担有本民族文化传承重任的认识, 很容易导致家长自身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全面、不系统的。

(二) 村落 (社区) 教育:引领社区少数民族实现文化创新

一个民族无论其族群规模有多大, 居住分散还是相对集中, 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承过程是不会停止的。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遇到新的生存危机或是信仰危机时, 必然会突破其传统的思维方式, 从传统习俗和文化惯例之外, 在冲突与融合中去寻找新办法, 即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民族节日与习俗中沉淀为民族信仰, 寄托特殊的民族情感, 满足着文化共同体复杂的心理需求。民族社区是规范和引领一个民族的风尚习俗传承与发展的外层结构, 由于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长期与外界隔离, 外出成本较高, 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促成了许多民族农村社区风貌的变化。然而外来的价值观, 是一种强加的价值观, 简单粗暴地割断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历史, 而非引领民族文化传承共同体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合理扬弃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民族社区从一定意义上分析, 隐喻并代表着民族文化传统与发展的共同体。民族社区有责任引领社区中的绝大多数人做到文化自觉, 理解和认识到集成与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只有是本民族同胞, 只有族群中的同胞才能真正关心民族文化在融入现代性元素后是否有出路, 是什么样的出路, 也才能够真正抓住地方政府依托经济与文化政策上给少数民族地区给予帮扶的契机。

当笔者在访谈云南省昆明市六哨乡传承民族文化的社区传承模式时, 村长说道:“平时文化传承活动很少, 在参与县或乡的大型活动时才会集中组织一下。平时村民们自发地会集体跳一跳广场舞。其他村里的要过节的时候才跳……”民族社区肩负着启发、引领和培育少数民族同胞作为其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主体的文化使命感, 从全局视角来预警外来价值观的影响, 预防村民对传统价值观的抛弃或是决裂等方面, 可发挥重要作用。农村社区利用国家政策环境和发展契机, 规划、拓展并引领村民拓展传承路径。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主张依托社区学习中心建立能够为社区居民充实力量并为促进社会共同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机构, 这样的组织旨在为社区发展提供多种学习机会, 鼓励当地居民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并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在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 提升社区居民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能力俨然也就成为社区学习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

具体以提升农村社区少数民族家庭教育能力为例, 就可通过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 建立有计划、有规模、有目的地提升家庭成员多元文化传承与教育能力的培训方案, 周期性地对村民开展相关的培训活动, 指导村民了解家庭教育文化传承的功能、对象、内容范围、具体的要求和行动策略都做出明确规范和引导;或是通过开发家庭民族文化传承指导手册等方式, 以提高村民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此外, 学校、社区共同联合建立地域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及研究组织;农村学校中的教师、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艺人等均可借助社区资源提高其民族传统文化素养, 以期望能够引导少数民族用民族自己的方式弘扬本民族文化。综上, 如果说商业化浪潮对农村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 那么, 社区组织何不着力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发展契机, 引领村民们心甘情愿来学, 靠文化产业来带动起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以及民间工艺术品的开发与制作等。

(三) 乡村学校:提升人力资源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 外来文化不断冲击, 家庭和社区中的“随境式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已难以为继, 学校作为民族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而长期受到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家们的关注。

多元共生教育是当下及未来少数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应然选择。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组织参观学习活动, 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教育之文化传承功能, 着力打造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然而, 当前许多中小学校以“升学考试”为其主导价值, 特别是学段越高的学校, 几乎很少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 学生在学校中更多获得的是以国家课程为主的主流文化价值。

虽然在一些中小学仍会组织和开展一些民族文化传统活动, 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 许多传承活动缺乏规范性和持久性。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因素, 若不对其进行再次开发与转化, 是较难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传承的。例如,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省石屏县彝族海菜腔在学校教育中进行传承就有较大难度, 因为“其演唱难度大, 其音域跨度可达14-17度之多”[9], 节拍多变, 大小嗓音交替使用, 同时还伴有歌唱性音调和叙述性说唱交替使用等演唱技艺。如此演唱风格和技巧如若不经过再次开发是很难在学校中转化为可加以利用的课程资源的, 同时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校园还得兼顾考虑传承内容载体是否积极健康向上等原则。教师是否具备这样的多元文化筛选与实施整合式教学的能力, 也是该课题有待持续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域。

参考文献

[1]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17.

[2]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1) .

[3]李辅敏.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传承中的伦理思考——以贵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 200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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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区工作者的价值观篇八

[摘要]社会表象是某一社会群体围绕着特定社会客体而建构起来的价值观、概念及实践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修订或重构。本文通过对开平碉楼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的社区居民进行跟踪调查访谈发现，遗产申报为当地社会有象变化创造了社会互动、直接体验和媒介3种新异信息源，进而推动当地社区对碉楼的遗产价值重新认识。在申遗过程中，社区居民对碉楼的价值认知从“外观与功能”不断向“间接经济价值”、“直接经济价值”、“文化遗产价值”转向，重构了当地社区的社会表象。

[关键词]遗产申报；社会表象；价值认同；开平碉楼与村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7—0043—05

近年来，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因世界遗产申报成功而一夜成名，游客骤增，政府部门、旅游业者、游客都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遗产地，但遗产地居民对其祖辈生活的环境的认识是否会因为遗产申报成功而发生改变，是否因为遗产申报成功而重新认识其所居住环境的价值，却尚未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以200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从社会表象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1社会表象理论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表象(social representation，又译作社会表征等)是源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克维斯(Moscovici)于20世纪60年代引入，并将其界定为“某一社群基于行为与沟通的需要，围绕着特定社会客体而建构起来的价值观、概念及实践系统。它兼有两种功能，即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进行定向，另一则是提供可借以进行社会交换及对生活世界与个体、群体历史进行明晰分类的符号，使人际沟通得以实现”。对同一文化社群而言，社会表象构成了成员借以理解其生活世界的认知框架，既反映了社群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也指导着社群个体的行为；既被社群集体所共享，又允许个体认知差异的存在。

社会表象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变化甚至重构。当既有的社会表象受到与现有的知识体系和共有意识结构相冲突的新异信息的挑战与威胁时，社群有可能修订或重构既有的社会表象。这种新异信息可能源自直接体验、社会互动以及媒体，社会表象重构表现为重构过程或结构的变化。社会表象由中央核心(central core)与外围要素(peripheral elements)构成，两者的功能特定且互补：中央核心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决定了社会表象的含义与性质，是社会表象集体共享的基础；外围要素是中央核心的重要补充，处理新异信息的冲击，是中央核心的防御与保护机制。同时，外围要素的敏感性决定其会随特定情境而产生变化，因此也可能在新异信息的冲击之下调适中央核心或挑战中央核心，从而使社会表象被修订或重构。修订或重构的程度取决于新异信息与原本社会表象的核心冲突与否，或者表现为颠覆中央核心、重构社会表象，或者表现为新异信息被核心与外围所吸纳，改变和丰富社会表象的内容。

在旅游学领域，社会表象最初被作为帮助解释社群成员理解和回应外部环境变化过程的理论框架而引入，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以及进一步运用到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中，获得当地社区对旅游发展的社会表象，并将其作为东道主社区的社会群体划分依据，使当地社区更好地融入到旅游发展之中，因此该理论也可以用于对社区各群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社区参与旅游中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到这一理念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总体而言，社会表象在旅游研究中多用于旅游影响研究。本研究拟着眼于既有社会表象——当地社区已有的价值认知，关注其在外生变量——遗产申报影响之下的变迁与重构过程，探讨遗产申报对当地居民的价值认识的影响。

2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案例地概况

开平碉楼位于广东省开平市，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美国、加拿大等国实施排华政策，在海外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开平华侨只能将传宗接代的愿望寄托在家乡，他们不断将自己积蓄的血汗钱寄回开平，为了防盗避洪，开平的父老乡亲和华侨们纷纷集资在村中兴建中西合璧的碉楼，高峰时期开平市境内有碉楼3000多座。历史上，开平碉楼坚固的楼体、独特的外观以及贴合历史实际的功能，曾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紧紧相关，甚至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随着时间流逝以及华侨们的离去，大部分碉楼已经人去楼空，外表不再光鲜、实用功能已经丧失的碉楼在当地居民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

2000年初，开平市委市政府开始了长达8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这期间，社会各界对开平碉楼的认识与评价不断提高，从“岭南民间建筑”到“华侨建筑”，再到“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到“文化全球化的见证”，“中国乡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见证”，“中国乡村移植外国建筑艺术的集中展示”，在多方努力下，2007年6月“开平碉楼与村落”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产申报前，开平碉楼当地人熟视无睹，外地人不为所知。遗产申报工作启动后，开平碉楼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旅游业也随之迅速发展。2007年开平碉楼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即使在全国旅游形势严峻的2008年，开平市年接待游客人数增长37.64％，旅游总收入增长47.45％。在此背景下，那些曾经的“破房子”变成了现在的“摇钱树”，开平本地人对碉楼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很多相应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

2.2研究方法

为了解开平碉楼村落居民对碉楼价值观的变化，笔者先后于2006年4月、8月，2008年1月、3月、9月进入案例地，在开平碉楼与村落遗产地范围内外(具体包括立园、加拿大村、三门里、马降龙、自力村、锦江里及其附近村落)针对当地社区居民进行调查访谈。

访谈对象主要是当地的社区居民，包括普通居民、旅游从业人员以及村委干部等，访谈方法使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以时间为主线，力求得到访谈对象在申遗前后及进程中的各种变化，主要问题为：申遗前后居民对碉楼价值看法、居民对申遗活动的了解、申遗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对这些变化的感知与态度。其中以居民对碉楼价值的认识为重点，力求探寻居民对遗产认知的特征与变化过程，关注过程中影响认知的关键节点与重要事件。

整理访谈资料，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结合社会表象理论，寻找关键节点与重要事件，并从访谈文本中概括出群体认知度比较高的部分提取成为社会表象，分析在申遗进程中居民对遗产的社会表象的变化特征与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申遗所扮演的角色。

3开平碉楼村落居民对碉楼价值的认知变迁

3.1遗产申报前当地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认知

在申遗工作启动前，开平的碉楼村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当地居民也与外界接触少，对碉楼的存在熟视无睹。正如一位村里的碉楼守护者所说，“我们这条村呢，申报遗产前啊，基本是藏起来，没人知的……”。此时村民对碉楼的价值认知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对碉楼外观的感性认知。碉楼个性突出的外形特征及其周边良好的居住环境很容易给人深刻的印象，正如一位从外地嫁过来的妇女所言“我一嫁进来，就觉得怎么那些碉楼那么漂亮啊”，但对她们而言，也只是从视觉上感受碉楼的外形美。

二是对碉楼曾经的功能认知。碉楼具有防洪防盗的功能，老一辈亲身经历过这些场景，年轻一辈则大多是从父辈中获得信息。正如他们所言：“那时候那些贼一来，我们就关起门在那上边睡觉嘛。那样有用的”，“以前祖先用来对付洪水，有洪水就在那里住嘛”。

三是对碉楼价值的完全漠视。由于大部分碉楼已经人去楼空，部分居民虽然从小生活在碉楼旁边，但并未亲身使用过碉楼当年的功能，他们对碉楼的价值处于完全漠视状态，所以有不少居民坦言：“就这么几栋烂楼，你看就这样看而已。有什么好看呢”。

3.2遗产申报初期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认知

遗产申报初期，碉楼的文化遗产价值被外来专家发现，碉楼的文化遗产价值在怀疑声中不断被讨论，开平碉楼村落的封闭状态也开始被逐渐打破，前来猎奇的人也不断增加，但首先是盗贼的到来冲击了当地居民的碉楼价值观。

专家们对碉楼价值的判断不胫而走，但对这些信息最为敏感的却是那些文物偷盗贩子。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碉楼村落，开始大肆偷盗碉楼内的文物，政府的反盗行动也随之展开。在这种偷盗与反偷盗的行动中，碉楼村落的村民对碉楼价值的传统认识受到了冲击：“这些没人来的穷地方有什么东西值得偷呢?”“破烂玩意也能值钱?”曾经协助公安部门追查碉楼文物被盗事件的关老伯说，当他看到被追回的不起眼的小东西“到古董店可卖2300元”时，他开始对那些曾经被自己看不上眼的碉楼“另眼相看”。

此时，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观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年久失修，碉楼早已失去往日实用功能和光鲜外表，“漂亮、坚固、防洪、防盗、居住”这样的价值认知已经不再被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偷盗事件让他们开始发现平日里常见的东西变得值钱了，对碉楼的价值认知开始跟“值钱”联系起来，他们的碉楼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与震动，“值钱”成了他们对碉楼最新的认知表征，即碉楼的经济价值。

不过，尽管部分居民意识到了碉楼的经济价值，但拥有碉楼的毕竟是少数人。而且大部分碉楼的业主仍在海外，关心这些碉楼经济价值也只是他们的亲戚或者后人，对大多数村民而言，碉楼的经济价值仍显得比较遥远。

3.3遗产申报进行期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认知

随着申遗工作的不断深入，政府部门对碉楼保护及碉楼周边的环境整治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遗产申报地范围内的村落道路条件、水电设施、卫生状况都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开平碉楼价值的宣传力度，政府专门编辑了《开平碉楼普及读本》、开平碉楼乡土教材，配套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将世界遗产申报材料中对碉楼价值的陈述内容向当地社区居民宣传。在这种背景下，碉楼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观产生了新的改变：

一是他们对碉楼的经济利益有了新的认识。在申遗初期的偷盗事件中，部分居民意识到了碉楼文物的“经济价值”，但那毕竟只与少数人有关。随着碉楼申遗的环境整治工作展开，特别是政府掏钱帮助部分居民修缮部分房屋后，他们体会到了碉楼申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申遗期间)治安好点。最好的是治安，还有卫生”，“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治安就更加好”，可见碉楼价值带来的利益再也不是“他人的事”，已经变成了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利益，这些利益关系到了更广范围内的居民，或者说更易于体验到，居民对碉楼价值的认同感开始增强，碉楼对他们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是他们对碉楼的文化遗产价值有了初步感知。一方面，碉楼的重新维修使它们恢复了往日的神韵，碉楼漂亮与坚固的外部表征又重新冲击着居民的视觉，影响着他们对碉楼的功能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政府大量的宣传工作，包括村民大会和到处可见的幅标语，如“开平碉楼与村落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是海内外开平人对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等，使当地居民对碉楼价值有了新的感性认知。

3.4遗产申报成功前后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认知

开平碉楼与村落遗产申报成功前后，随着媒介关注度提高，旅游业界的推广力度加大，当地的游客人数也不断增多，社区居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经营之中，开始频繁地直接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们的碉楼价值观与旅游经济利益关联起来。

碉楼价值带来的经济利益触手可及。遗产申报成功前后，当地政府为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将碉楼村落的门票收入按一定比例分配给社区居民，同时当地居民以企业员工、摊点经营等形式广泛地参与到旅游业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碉楼的经济价值带来的利益变得“前所未有”的真切与触手可及，同时也显现出可观的发展前景。居民认识到，碉楼不仅“值钱”和“带来环境的改善”，更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收入来源。

碉楼文化价值的自豪感显现。大量游客的到来，给习惯了宁静生活的居民带来另一种冲击。当大量的游客乐此不疲地参观碉楼时，无意将“碉楼具有吸引力”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居民，在笔者故意问及“您觉得碉楼有价值吗?”这样的问题时，他们反问笔者“你说有没有啊?现在这么多人来看，怎么会没有价值呢?”“肯定有价值啦，这么多人来看，你说有没有价值啊?”“有!(指向天禄楼方向)那边的楼好多人来参观的。”……可见在居民的认知当中，已经将“有价值”和“游客多”等同起来，但其话语间无不反映出了他们对碉楼价值的自豪感。

4碉楼价值认知变迁与社会表象重构

4.1碉楼价值认知变迁与社会表象重构

在开平碉楼村落内，碉楼的建设与衰败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曾经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侨们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甚至传宗接代的寄托，那个年代的碉楼价值观构成当时的开平碉楼村落社会表象的中央核心，但随着历史的远去与时代变迁，碉楼的功能逐渐丧失与碉楼主人的离去，碉楼价值观也逐渐从中央核心变成申遗前开平碉楼村落社会表象的外围要素，其表征的核心是碉楼的外观以及部分功能，即“漂亮、坚固、防洪、防盗的居住楼房”，那些碉楼曾经承载的沉重往事已经不再是当地社区居民关注的主体。

遗产申报初期，当专家们对碉楼的文物价值的肯定带来文物偷盗分子时，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观受到了第一次冲击：“碉楼也是值钱的!”这是形成对原先的社会表象冲击的第一个信息源，但由于这一

信息只能冲击到少数拥有碉楼的业主，对大部分碉楼村落的社区居民而言，碉楼的价值仍是间接经济价值。

遗产申报进行期，碉楼村落的环境整治与碉楼修缮使社区居民更直接地体验到了碉楼价值带来的利益，也正是这种体验构成了冲击碉楼村落社会表象的第二个信息源，进一步使社区居民意识到碉楼价值带来的利益是那么实在，体会到了碉楼的直接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政府在此阶段的大量宣传工作形成的媒介信息源对碉楼村落的社会表象造成第三次冲击，此时碉楼的文化遗产价值被提起，赋予了碉楼村落社会表象新的内容。

遗产申报成功前后，旅游业快速发展，社区居民与游客的互动形成了冲击当地社会表象的第四个信息源，他们的交往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居民的文化遗产自豪感，同时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更加直接与深入，当地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观更加倾向于认同碉楼的经济价值与文化遗产价值，由于碉楼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加紧密，碉楼价值观再次成为当地社会表象的中央核心内容，实现了开平碉楼村落社会表象的重构(表1)。

4.2遗产申报在社会表象重构中的作用

开平碉楼与村落的遗产申报过程，让遗产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使当地社区居民面对大量的信息冲击，这些信息“超出当地已有的共识理解，形成一定‘知识空白，而这一‘知识空白必然促动民众在大规模的社会沟通过程中围绕新事物，重构已有社会知识，建构新的共识理解”，不断改变其价值认知。这种作为共识理解的价值认知可以看作一种社会表象，认知的改变是当地社区处理新异信息的过程，改变的结果即是产生了社会表象的修订或重构。在“开平碉楼与村落”遗产申报的进程中，当地居民对碉楼价值认知的变迁历程就是社会表象重构的过程，其中，“遗产申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遗产申报为遗产地社会表象重构创造了新异信息源。社会表象的修订与重构源自新异信息的挑战，在开平碉楼与村落的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不断为社会表象重构创造了互动信息源、体验信息源和媒介信息源，推动了碉楼村落的社会表象重构。

遗产申报为遗产地社会表象重构转向。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开平碉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随之消失，当地社会表象也会随之变化，遗产申报工作的启动改变了这一趋势，并且随着遗产申报工作的深入，一步步加速了当地社区居民对遗产价值认知的转向，让他们重新审视遗产价值，最终形成社会表象重构。

5结论与讨论

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案例研究表明，遗产本身的价值并未因为遗产申报而改变，但遗产申报却推动了当地社区居民对遗产价值重新认知，而这种认知的变迁恰好形成当地社会表象的重构。在这个重构过程中，遗产申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不仅为社会表象重构提供了信息源，而且还加速了社会表象转向。其中，遗产申报带来的旅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旅游发展为当地带来大量的游客与经济收入，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居民的碉楼价值观，也正是因为有了旅游业，遗产申报对当地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观冲击才显得那么实实在在，他们对碉楼价值的社会表征才不断变化。

从当地社会表象重构的过程来看，媒介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社区居民对遗产文化价值的认知，这种认知超脱于经济利益，有助于文化遗产价值的保护与传承，在未来的世界遗产保护过程中，媒介的力量应继续受到重视。

从当地社会表象变迁的结果来看，碉楼“经济价值”在遗产地社会表象重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碉楼的经济价值观也因此形成了当地社会表象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种以遗产经济价值为核心的社会表象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利益冲突值得引起关注。另一方面，碉楼的经济价值依赖于旅游发展，如果有一天因政策或者其他外力作用，旅游业发展受到限制或者出现衰退时，社区居民的碉楼价值观又将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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