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共8篇）（共8篇）

1.城乡协调发展 篇一

如何促使城乡协调发展？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

(1)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平衡发展战略,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和落后地区倾斜,然而效果不佳,付出的代价非常大.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大转变,从平衡发展战略转向不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发展和开放的政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使得沿海地区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也迅速地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3年广东省为13626亿元,约相当于3个湖南(4639亿元)或10个贵州(1365亿元)或35个青海(390亿元).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3年浙江为20147亿元,3倍于江西(6678元),4倍于甘肃,5.6倍于贵州

(2)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描述了中国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分布的不平衡特点:从东北黑龙江省瑷珲县到西南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用一条近乎直线连接起来,把中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2%,人口却只有全国总人口的3.7%;东部面积占全国50.8%,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96.3%.相应地,西部贫穷,东部富裕.“胡焕庸线”只是大体上形象地描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东西部的地理分界.现今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划分主要是按照行政省区,辅之以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这三大地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东向西呈递减阶梯状态.(3)省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2003年地区生产总值中,最高的广东达13625.9亿元,最低的西藏只有184.5亿元,广东是西藏的74.7倍.2003年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最高的内蒙古有116.8,最低的云南为108.6,相差8.2.2003年地区工业总产值,前五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分别为21513.5亿元,18036.7亿元,15380亿元,12864.2亿元,10342.8亿元,后五位的西藏,青海,海南,宁夏,贵州分别只有21.4亿元,247.9亿元,333.5亿元,352.8亿元,977.6亿元,后五位都在1000亿元以下,前五位都在10000亿元以上.(4)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方地区领先于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期,北方地区仍然领先于南方地区,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开.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崛起,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2%,北方地区经济的领先地位受到动摇,南方地区后来居上,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超过北方地区,而且在人均GDP的绝对值上也超过了北方地区,其来势之猛烈,使南北地区间的静态不平衡差迅速拉大,而且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享有“辽老大”美誉的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已降到全国第10位左右,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排名也逐步下降.(5)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被视为造成中国城乡差别的主要因素,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1.6:1)的水平,按照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发表的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从绝对差距看,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8元,之后几乎每年都在扩大,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1242.6元,2000年达到4027.0元,2003年达到5850.0元.2,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1)历史基础.(2)区位条件

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区位条件优越,中部地区同样也有一些大城市作依托,但在地理区位上与东部地区相比,其对外联系明显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中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另外,东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好,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有利于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而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特别是西北地区干旱严重,生态恶化,土地贫瘠,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较大.(3)制度因素

中国自1978年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各地区体制转轨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能力就越弱,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从表2-3可以看出,中国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4)政策倾斜效应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给予沿海地区的倾斜政策,包括投资,财税,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使得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发展能力上产生了极大的差距.据有关资料统计,1985-1995年中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499.50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达1309.56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7.3%,而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127.06亿美元和62.88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和4.2%

(5)人力资源差异

区域间人力资源差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表2-4中可以看出,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无论从绝对数还是所占比重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分布状况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这种人力资源条件的差异,不仅导致了现有的发展差距,而且还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源条件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3,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评价

(1)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积极意义

①区域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距时,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就自然成为发展状态较差地区所效法的榜样,发达地区就会更加进一步发达,落后地区就会奋力追赶,从而形成你争我赶的整体经济发展的活力.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区际竞争与合作的基础.区域的条件优势要素的差异形成的竞争优势的不同,各区域的经济主体可在各自的区域优势及其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寻找经济联合,如资源型优势与加工型优势的区际联合.③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给落后地区造成一种压力.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了发达与落后的差异,才迫使落后地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向发达地区学习,从而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来说,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使得落后地区在追赶发达地区进程中大大节省成本,少走弯路,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4.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思路

(1)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各地区经济都应融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一国要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首先整合国内经济,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只有实现国内经济的一体化,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加强各区域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在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不能在短期内消弥时,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点应是鼓励各区域之间加强经济联系,为各区域之间经济依赖性的增强创造软(制度等方面),硬(基础设施等方面)条件.(2)遵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继续允许和鼓励有优势的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以此引领全国经济发展.(3)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缓解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

2.城乡协调发展 篇二

一、加快城镇化进程

《意见》突出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 既是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要求, 也科学地反映了我区城镇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内蒙古半个多世纪的城镇化历程来看, 城镇化正处于中期的加速阶段。2002年以后内蒙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33个百分点, 相当于每年再造一座30万人口左右的中等城市。到2009年底, 全区设市城市发展到20个, 其中地级市9个, 计划单列市2个 (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 , 盟 (市) 辖县级市9个;旗52个、县17个、区21个、建制镇457个 (包括旗县所在地城镇69个) 。全区总人口2422.07万人, 其中, 城镇人口1293.45万人, 城镇化率达到53.4%,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全区初步形成了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为龙头, 以盟市所在地等地区性中心城市为支柱, 以旗县所在地及重点镇为支撑的城镇体系框架。

但是总体上看, 我区城市规模偏小, 总数偏少, 分布散, 辐射带动力弱。截止到2009年底, 我区城镇化水平尽管位居全国第10位, 然而与分别位居前后位的吉林省、福建省相比, 内蒙古城市总数明显偏少, 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空间分布状况看, 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乌海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 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是兴安盟、赤峰市、通辽市、巴彦淖尔市, 空间分布十分不均衡, 形成城市化水平高值区与大中型城市分布不相符的状况。由此可见, 作为经济发展中心的大中型城市的区域扩散效应不明显, 辐射带动能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意见》明确提出,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促进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 积极构建多中心带动的城镇发展格局。依托盟 (市) 、旗 (县) 所在地和建制镇, 积极引导产业集聚, 提高城镇服务功能, 引导城镇有序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为我区未来城镇的科学布局指明了方向。

必须注意到由于全区许多建制镇是在“撤乡并镇”行政区划调整后形成的, 加之我区林区、垦区、矿区较多, 城镇化质量较差, 特别是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没有跟上城镇化发展的步伐。2001年到2007年, 内蒙古的城镇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连续七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此造成目前我区市政公用设施的11项指标中, 有6项位列全国第24位之后, 有4项处于全国中游水平。《意见》着重提出, 加强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也就是说, 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特别是加强城镇道路、桥梁、给水、集中供热、供气、电力、环保、通信、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加强中线收入阶层的住房建设, 增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力, 为城镇化持续稳步推进提供基础性条件。

我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不足, 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城镇群还没有形成。《意见》特别提出, 推动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 对于我区推进呼包鄂一体化和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要求, 稳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为农牧民进城就业落户创造条件。这是针对制约我区农村牧区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城乡二元体制障碍, 有针对性地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 将制度上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镇对农村牧区人口的吸纳能力, 促进城镇化进程。

二、培育壮大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是城市和农村牧区结合点, 城乡联动的关节点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县域经济在全区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县域 (除去21个市辖区) 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98%, 县域人口占全区人口的70%左右。在构筑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中, 内蒙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断加快, 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势头。通过“生态移民、产业移民、扶贫移民、教育移民”进行人口城乡分布格局调整, 努力促进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进一步加快农村牧区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 不断健全农村牧区社会保障体系, 着力抓好扶贫开发, 有力推动了农村牧区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缩小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截止2009年底, 我区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80个旗县市完成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区的55%以上, 其中, 地区生产总值超百亿元的旗县有30个, 超50亿元的旗县有32个。农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大幅度提高, 由不足30%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 其中牛奶、羊绒的加工转化率高达80%以上, 粮油、肉类的加工转化率达60%以上。同时, 旗县区域也是吸纳新增就业人员的重要的“蓄水池”, 成为转移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目前, 全区80个旗县全社会就业人员占全区的70%左右。在我区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 涌现出一大批县域经济强县。在2009年第九届中国西部百强县市中, 内蒙古有20个旗县 (市) 名列其中, 占据西部百强县市的1/5。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均居全区80个旗县首位。

但是总的看, 我区县域经济结构单一, 经济基础落后。不少旗县缺乏主导产业, 特色经济没有形成规模, 有带动能力的项目少、规模小、效益差, 县域各种资源难以得到有效整合, 资源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 参与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同时, 不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很明显。《意见》着重提出, 发挥比较优势, 扶持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型等产业发展, 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特色产业, 着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经济强县 (旗) 。针对县域发展中开发区分散建设, 布局不合理的实际, 《意见》特别提出, 合理规划布局工业园区, 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 推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建设, 提高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

我区县域经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特色鲜明的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意见》要求, 鼓励龙头企业在农牧区建设原料生产加工基地, 有利于通过城乡一体、工农协同, 推动农村牧区现代农牧业发展。

农牧区劳动力转移是农牧业规模经营的重要前提, 也是农牧民致富的主要途径。

《意见》提出, 结合推进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相关产业发展和城镇化, 有序引导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正确地指出了我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贯彻落实。

三、统筹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发展

我区特殊的地理、区位特点, 决定了东西部经济发展呈现各自不同的特征。“十一五”以来, 内蒙古统筹城乡发展规划, 积极推动资源富集区和优势地区率先发展, 不仅缩小了城乡差距, 也使区域经济进入了黄金发展期。特别是坚持“适度收缩, 相对集中”的原则, 以资源和区位条件为基础, 依托交通干线、中心城市和口岸, 明确了中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重点, 大力建设产业基地、发展产业集群, 完善了城市支撑体系, 破除了城乡壁垒, 建立了人口向中心城市有序集聚的机制。目前, 呼包鄂地区发展势头强劲, 带动能力逐步增强。东部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 加快经济发展, 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 全区正在形成与周边省区市及腹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必须看到, 目前东西部差距还很明显, 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于以呼包鄂为核心的西部地区。呼包鄂地区是沟通我国华北和西北经济联系的枢纽, 能源矿产等资源富集, 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 呼包鄂地区依托较好的发展条件, 以占全区11%的土地、28%的人口, 创造了全区55%的经济总量和57%的地方财政收入, 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974亿元 (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 , 经济总量略高于北部湾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 略低于辽宁沿海经济带, 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东部五个盟市是我区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面积占全区的56.2%, 人口占全区的52.6%;分布着430万少数民族人口, 占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的82%。2009年东部五盟市经济总量占全区的30.8%, 财政收入占全区的23.3%,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3289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177元。因此, 促进我区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要解决好东西部发展的协调问题。

《意见》对我区区域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 完全符合内蒙古的实际。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看, 西部地区应加快构建沿河沿线经济带, 增强区域总体活力和竞争力, 特别是推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一体化发展, 着重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等方向的一体化程度, 辐射带动西部整体发展。呼包鄂地区区域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包昆通道纵轴的北端,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呼包鄂和陕西省榆林的部分地区已被列入国家今后10年的重点开发区域。该区域的功能定位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和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 北方地区重要的冶金和装备制造业基地。主要任务, 一是构建以呼和浩特为中心, 以包头、鄂尔多斯等为支撑, 以主要交通干线和内蒙古沿黄产业带为轴线的空间开发格局。二是增强呼和浩特的首府城市功能, 建成民族特色鲜明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包头、鄂尔多斯应依托资源优势, 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升级, 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三是统筹煤炭开采、煤电、煤化工等产业的布局, 促进产业互补和产业延伸, 实现区域内产业错位发展。加快城市人口的集聚, 促进一体化发展。四是加强农畜产品生产及其加工基地建设。五是加强节能减排、灌区节水改造以及城市和工业节水, 加强黄河水生态治理和草原生态系统保护, 完善引黄灌区农田防护林网, 构建沿黄河生态涵养带。展望未来, 这一区域在国家未来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东部地区要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 一方面要实施利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环渤海地区快速发展带来的有利外部环境, 主动融入外部市场, 借力发展;另一方面, 要立足自身优势, 特别是优化水煤资源配置, 有序发展煤电、煤化工、有色金属加工、装备制造、农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 实现跨跃式发展。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困地区是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薄弱的区域, 发展滞后问题十分突出, 是内蒙古今后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全区101个旗县市区中, 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旗县31个, 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旗县29个。按照国家扶贫标准, 全区现有贫困人口55万人, 占全区农村牧区人口的4.2%。从贫困人口分布状况来看, 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和牧区, 这与内蒙古幅员辽阔、生态环境脆弱、老少边穷片区大、边境线长等区情密切相关, 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在资金、人才、技术和项目等方面给予扶持, 特别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意见》就此明确提出, 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境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扶贫攻坚, 这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部署, 很有针对性, 十分必要。

针对自治区东西发展差距的显著特点, 《意见》提出, 在加大对东部地区支持力度的同时, 建立自治区内部对口帮扶机制, 引导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加强对东部地区的帮扶, 这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为推动东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010年8月,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由鄂尔多斯市对口支援兴安盟。鄂尔多斯市与兴安盟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首批援建的乌兰浩特一中新址、两座公铁立交桥项目已经启动建设。鄂尔多斯19家企业与兴安盟以及各旗县政府签订了5大类共37个项目的合约, 总投资1200亿元。根据《鄂尔多斯市与兴安盟合作建设工业园区框架协议书》, 将在兴安盟建设“兴安盟鄂尔多斯工业园区”。两地的对口支援和经济合作, 为全区东西部经济交流与合作树立了榜样。

以上这些内容和特点, 既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核心所在, 也是今后推动我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点。只有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这几点, 才能真正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

四、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矿产资源富集,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能源原材料基地, 在长期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 形成了一批以煤炭、矿产、森林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 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急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抓住国家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 尽快建立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对于保障能源资源供给,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 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38号) 。自治区政府结合全区实际, 制定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 (内政发[2008]110号) 。总体目标是:2011年前, 重点资源枯竭城市建立起新型替代产业和支柱产业, 资源型城市非资源产业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0%以上, 历史遗留的沉陷区和棚户区得到治理与基本改善。资源型城市基本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均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为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型城市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自治区政府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项”, 计划从2009年至2011年,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6亿元, 三年共18亿元用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地质环境整治保护和沉陷区治理及棚户区改造。国家将大兴安岭地区列为典型枯竭地区, 阿尔山市被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予以重点支持。为促进全区资源型城市转型,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阿尔山市和锡盟锗深加工项目被分别列入国家资源枯竭城市试点和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专项支持范围。为配合国家工作, 自治区决定每年为阿尔山市安排300万元的中央转移支付配套资金。

当前,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中之重是加快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意见》着重强调, 积极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 建立多元化的产业体系, 支持资源型城市加快经济转型。也就是说, 要支持引导各资源型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现状, 探索建立切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支持资源型城市结合国家规划、产业政策及原有优势特色产业建设产业接续和转型园区, 打造招商引资平台, 拓宽发展空间;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延伸产业链条, 发展煤化工、有色金属加工、装备制造、高技术、现代服务业、绿色食品加工、口岸经济等产业;抓住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 大力引进发展非资源型加工制造业。

目前除现有列入国家试点的城市外, 我区还有一些城市面临着与国家资源枯竭城市性质相近、程度相当的困难和问题。《意见》综合考虑了历史贡献与当前实际困难等情况, 提出将我区符合条件的资源型城市 (地区) 列入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增加转移支付补助。我区一些资源枯竭城市有望得到国家的更大支持。

《意见》特别提出, 推进内蒙古整体列为国家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试点工作, 这是从长远上支持内蒙古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 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我们应抓住机遇, 秉持先行先试的精神, 抓住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推进改革, 积极探索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率先突破, 率先走出一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为全国其它地区加快资源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近年来, 内蒙古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正在建立, 但是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仍需完善。《意见》强调, 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规范资源矿业权及产权交易。这是关系到我区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 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对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方面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

我区是矿产资源大省, 由矿产资源开发引发的次生地质环境问题非常突出, 土地沙化、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水质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及煤层自燃等, 使植被面积减少、生态和水环境破坏、空气污染。加大矿山地质环境防治, 减少地质灾害, 是实现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意见》从全面推进采空区沉陷区治理、植被恢复和尾矿库安全闭库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3.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篇三

摘要：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协调发展度模型、聚类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2002-2012年30个省域城乡协调度的动态演变特征和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各省的城乡协调度均有所提升，但省份间增长差异明显；整体上城乡协调度出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协调度高的省份主要集聚在东南沿海，协调度低的省份主要集聚在“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地区；江西、安徽、辽宁3个省份表现出局部空间异质性。最后，结合地理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结构等理论尝试解释了地理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对城乡协调度差异的影响机理。

关键词：城乡协调发展；综合评价；动态演变；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F30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6-0105-09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明显，这一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1]。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有关城乡关系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城乡非均衡发展的理论，从要素流动等角度阐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规律。如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解释了中心与外围地理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1]。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和弗里得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都认为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资源要素的“自上而下”的流动来发生的，强调了核心（增长极）对外围的带动作用[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3]。另一类是倡导城乡均衡发展的理论，主要探究如何才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认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产业教育等，使城乡融合，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拉格纳纳克斯的平衡发展战略、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和麦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都强调空间的均衡化，因此主张城乡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4]。

对于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广泛探讨。有的学者从静态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如李志强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选取指标，运用模糊聚类法对2003年中东部省份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5]；王富喜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年山东省城乡发展协调性的空间差异进行了探讨[6]；汪宇明基于对2008年全国31个省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测算，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7]。部分学者对城乡协调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做了探讨，如张竟竟通过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分别对河南省和乌鲁木齐市的城乡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分析[8， 9]；薛红霞从经济效益指数和社会和谐指数两个方面筛选指标，对广州市2002-2008年的城乡协调发展度进行了研究[10]；王艳飞基于农业生产等六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选取2000和2008年两个截面分析了环渤海地区城镇化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11]。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以某一地区为例进行研究，对于指导各地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全国层面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变特征尚没有很清晰的认识。那么，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各省的城乡协调发展情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空间上又是否表现出高度的集聚性或相关性？本研究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试图弄清各省份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并尝试揭示地理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对区域差异的影响机理。这对于科学评价城乡系统的发展状态，分析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

协调概念源于Hermann Haken提出的协同性理论[12]，该理论认为协调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发展不同于协调，发展强调的是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本身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在协调发展的运动过程中， 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指向， 而协调则是对这种指向行为的有益约束和规定[13]。

尽管不同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但大都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本质是把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城乡利益，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发展过程[14]。可见，城乡关系是由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而形成的一种地域联系，城乡协调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只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才能对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科学界定[15]，避免以往研究中单纯采用城乡收入或消费水平差距的片面性。

（二）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及方法

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学界多采用理论分析法、频度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8]。由于城乡协调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因而本文选择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来衡量城市或乡村的发展水平。再通过对前人相关研究所采用指标进行频度统计，并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确定初选指标。最后，征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相关专家的意见，对评价指标进一步调整。最终构建一套由四个层次组成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以2002-2012年为研究时段，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部分指标值由作者根据可获得数据计算得到，个别缺失年份的数据，根据简单移动平均法推算得出。另外，涉及GDP和收入的指标分别根据各省历年的GDP指数和CPI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介绍

（一）熵权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一般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熵权法[16]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通过测度系统状态不确定程度来计算指标权重[11]。系统无序程度越高，熵值越小，指标熵权越大。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的一般步骤如下：

1.评价矩阵标准化。设有m个评价指标，n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估问题（以下简称（m，n）评价问题）的原始数据矩阵为R'=（r'ij）mn，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R=（rij）mn，其中标准化公式为：

式中，f（X）和g（Y）分别为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由公式（5）计算得出。理论上f（X）与g（Y）的离差越小，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C为协调系数，C越大表示协调程度越高，且0≤C≤1。

然而，协调系数C只能反映城市和乡村两个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无法全面反映两系统的整体功能或综合效益大小[19]。例如，协调系数不能区分低发展水平的协调和高发展水平的协调。因此，有必要引入协调度D，计算公式如下：

D=CT，T=αf（X）+βg（Y）（7）

式中，D为协调度，C为协调系数，T为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α和β为待定权重。结合前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同等重要[8， 10， 20]，故取α=β=0.5。

本文首先采用熵权法计算城乡协调发展各项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综合加权得到2002-2012年各省城市和农村综合发展指数，然后由公式（6）计算得出各省城乡协调系数C，最后根据公式（7）进一步得到城乡协调度D。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进行分组对比研究，以各省11年的城乡协调度数据作为观测指标，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图1。

三、城乡协调度时间演变特征

从图2可知，研究时段内中国城乡协调度、城市发展综合指数、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态势，表明2002-2012年全国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也随之相应提升。说明近年来我国的统筹城乡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尤其是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村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保持同步增长趋势。但也应该注意到2007年之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的增长逐渐慢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的增长，进而导致协调系数C微弱下降，但由于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因而城乡协调度最终为上升状态。

分类型看，良好协调型的省份几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几个省，城乡协调度从2002年的0.559 4增长至2012年的0.782 8，增长了0.223 4，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基本保持同步增长（见图3）。其中，2005-2008年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增速有所提高。分析原因可能是，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的较大提升表明这段时间该地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倾斜较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较大，乡村地区得以较快发展，甚至超越了城市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

中等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从2002年的0.410 9增长至2012年的0.608 1，增长了0.197 2，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一般（见图4）。2006年之前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基本保持同步增长，而2006年以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增长速度逐渐快于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分析其原因，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21]，要求中部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等协调型多个省份位于中部地区，受惠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2006年之后发展较快，但这种快速发展在城市方面体现的更加明显，表明该地区惠农政策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城市发展的增长仍显得有些不足。

勉强协调型省份多位于偏远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协调度增速最慢，从2002年的0.345 5增长至2012年的0.530 7，仅增长0.185 2（见图5）。自2000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尽管该类型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均不断提升，但城市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乡村，并且二者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勉强协调型的省份显得格外重要。

四、城乡协调度空间演变特征

利用2002年和2012年的城乡协调度数据进行专题地图分析（见图6），通过对比发现如下特征：（1）2012年与2002年相对比，全国各省的城乡协调度都有所提升。2002年全国平均城乡协调度为0.430 3，2012年全国平均城乡协调度增长为0.630 8。（2）省份间城乡协调度差异明显。2002年城乡协调度最高值0.656 5（上海）是最低值0.286 4（甘肃）的2.29倍；2012年最高值0.871 6（上海）是最低值0.480 4（甘肃）的1.81倍。（3）协调度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带，尤其是东南沿海，且逐渐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集聚，而协调度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黑河-腾冲”线以西的中西部地区。

图7中数据显示：（1）研究期间，30个省份城乡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值都比较高，全部在0.52以上，且999次模拟检验结果的Z值都明显大于1.96，表明2002-2012年30个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存在显著正的空间自相关，具体表现为城乡协调度高（低）的省份趋于和同样拥有高（低）协调度的省份临近，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分布。（2）除个别年份MoransI值有所下降外，整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表明30个省份城乡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加强，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

图8进一步表明：（1）绝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一、三象限，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以落在第三象限的LL型省份居多，即LL型的集聚是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2）HH型省份主要为良好协调型的省份，LL型的省份主要为“黑河-腾冲”一线以西的中西部地区，且以勉强协调型省份的低值集聚区最为明显。（3）辽宁落在了HL象限，安徽、江西落在了LH象限，与全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反，这些省份出现了局部空间异质性。

五、总结与讨论

城乡协调度是一个无量纲数值，这个数值本身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只有选取不同的区域或时间段作为参照物，进行对比分析，才能表现出定量评价数值的相对意义。因此，城乡协调度评价必须采取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法[8]。

从全国来看，2002-2012年中国城乡协调度、城市发展综合指数、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曾稳步上升态势，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表明近年来我国采取的各项支农惠农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分类型来看，良好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城市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最高，城乡协调度增长速度也最快；中等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城市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次之，城乡协调度增长速度居中；勉强协调型省份的城乡协调度、城市和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均最低，城乡协调度增长速度也最慢。空间上，良好协调型省份和勉强协调型省份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现象，且集聚现象逐渐加强。

良好协调型的省份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优势所具有的资源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14]，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也较早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城市对农村的扩散效应强于回流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将各种有利的要素资源向外围地区扩散和传播[1]，带动农村同步发展。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都起了极大作用[14]。城镇化和工业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为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又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因而该地区的城乡协调度得以较快增长。对于中等协调和勉强协调型的省份，城市尚处于发展阶段，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力相对有限。在回流效应的作用下，城市地区基于某些优势，以抑制外围区域发展的方式集聚着各种有利要素，从而率先实现自身的发展[1]。另一方面，该类型大多数省份是粮食或原材料的主产区，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14]，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更加困难，因此城乡协调度的增长也较为缓慢。尤其对于勉强协调型省份，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发展的约束性较强。城镇化和工业化起步较晚，有时不得不牺牲农村地区的发展来换取城市的繁荣，致使乡村发展综合指数的增长明显慢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在保持城市发展增长的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使农村与城市保持同步增长将是该地区以后的政策目标。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度高值地区和低值地区分别在空间上集聚。克鲁格曼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如果一体化使得区域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的空间单元内集聚，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差距就会扩大[23]。“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的增长极，在一体化的发展中吸收全国的资金、人才等要素，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区域一体化发展迅速。强大的集聚效应使该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差距逐步扩大，但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应使得区域内的城乡发展水平变得更加同质，城乡协调度较高。“黑河-腾冲”以西的地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都较低，形成了低协调度的集聚区。对于这些地区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同步加快推进城乡建设，将农村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14]。安徽、江西的低值异质区表明两省的城乡协调度水平落后于周边地区，周边高值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对该地区辐射作用尚显不足。从表2可知，安徽、江西两省的城市发展水平排名都较低，城市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作为劳动力输出的主要省份，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得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难度增大，乡村发展综合指数增长缓慢。因而，同步提升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水平对于该地区显得异常严峻。辽宁作为高值异质区表明该省的城乡协调度高于周边地区。在深入实行东北振兴战略的基础上，辽宁沿海经济开放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伴随着经济结构战略转型的进行，非公经济和县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也得到较快提升。但城市发展水平的排名落后于乡村排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保持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快城市的发展仍是该地区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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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 this study builds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duction develop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vironment. Then， it analyzes dynam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variation law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2002-2012， using entropyweight metho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cluster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tc.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all provinces are improved in the study period，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 among provinces； （2）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s a whole. Specifically， provinces with higher coordination degree mainly gather in southeast coast， meanwhile， provinces with lower coordination degree mainly agglomerate in the west of Heihetengchong line； （3）Jiangxi， Anhui and Liaoning show local spatial heterogene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 dual economic model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this study tries explain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among geographical units to the difference of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gree.

4.努力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步伐 篇四

**街道办事处是合川区商贸旅游重镇，旅游资源丰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壮丽的自然山水风光、独特的江城都市风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我办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为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突出特色，科学规划，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1、突

出旅游特色。

**街道辖区内有驰名中外的**古战场遗址、甘泉滴乳、三佛寺等众多旅游景点，2006年创建了“世代思居乡村旅游驿站”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重庆市把**古战场遗址作为八大特色旅游区之一，合川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凭借**和涞滩古镇，打造休闲旅游名城，为**街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加快城乡统筹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乡村旅游业发展推动城乡统筹。

（1）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餐桌农业等是现代农业发展，转变着乡村旅游的理念，丰富着乡村旅游业的内容，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世代思居乡村旅游驿站建设，就是将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乡村旅游成为城乡统筹的助推剂。

（2）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种载体作支撑

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种载体作支撑。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农村的快速推进加速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办建成农家乐28个、度假村6个、花卉苗木园3个，基本形成了乡村休闲度假网络，辖区内年接待旅游20万人次。乡村旅游业发展缩短了城乡差别，新农村建设成为城乡统筹的有力措施。

3、整合资源，科学规划。

（1）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规划是成败的关键。杭州宋城、上海青浦、苏州唯亭、锦江三圣的先进经验表明：规划要力求体现丰富的文化内涵。世代思居旅游驿站的规划，是以中国农耕历史文化为基点，以高新农业技术、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为资源，它的建成，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2）规划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每个规划应该管较长的时间，使规划既有长远的稳定性，又有眼前的可操作性。世代思居整个规划体坚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融合的理念，因地制宜，充分体现山区、丘陵、平原、城郊的地形地貌特色，采用“众星拱月”的布局形式，既节约土地，又独具特色，美观大方。

（二）突出重点，打造特色，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一是以城市建设为重点，推动城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协助推进北城商贸文化区和东城休闲旅游度假区建设、包装东岳高尚住宅区，打造三佛滩佛教文化。

二是以思居工业拓展园为重点，推进工业化建设取得新突破。按旅游要求，加快思居工业拓展园建设，抓好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招商引资，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的特色工业经济园区。

三是以新农村建设为重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突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家园建设，实施乡村公路通畅、通达工程，完善“三纵十横”公路骨架网络。突出蔬菜、水产、生猪、蚕桑四个重点，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切实增强扩大农民就业、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

四是以**景区协建和世代思居乡村旅游驿站建设为重点，推动乡村旅游取得新突破。整合资源，优化环境，打通“一环”（花滩路——石泉路——合武路旅游环线）、培育“一心”（虎头寨农耕文化中心）、整合“一片”（思居片区的农业旅游），重点打造安祖花会、石泉晚钟、龙湖垂钓、思居驿站、虎头农耕、金色果园、滨江水岸等七大主要景区，恢复建设思居古驿站，规划发展不同规模和档次的乡村酒店、川东民居、餐饮业，同时加强对旅游业的管理指导，规划管理，努力形成优质、特色的世代思居休闲旅游度假群，努力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5.关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调研报告 篇五

拓宽失地农民的就业途径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近郊土地越来越少，失地农民成为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以维扬区为例，目前失地的农村劳动者达14026人，其中就业的12707人，失业在家1319人，失业率9.4。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针对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创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劳动者就业及失地农民安置因素，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失地农民安置，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城乡统筹就业体制，消除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规定。加大对近郊农业的投入，形成农村经济稳定增长机制，带动对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减轻失地农民就业压力。

二要探索经济、就业双向增长的良性发展途径。政府在土地征用开发时，应优先考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从近郊实际出发，发展适度规模的介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之间的乡镇企业，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引导乡镇发挥近城优势，发展商贸业和服务业，扶持自主创业，建立失地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制度。

三要健全一体化劳动就业服务体系，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条件。对城乡劳动力实行统一的就业登记管理、备案、统计和发证制度，让失地农民同样享受有关城镇职工就业与培训的优惠政策。政府相关部门要担负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管理，维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农村“一户一就业”即农村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实行包户包干制。

四要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素质和就业能力。凡失地农民都应参加就业前培训，接受就业指导和职业道德教育，端正就业观念，了解择业方法和途径。要根据企业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以便就近就地吸纳消化。建立定点定向订单培训制度和区，乡(镇)村、企业、培训实体联合培训基地，鼓励各类企业吸纳失地农民。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近几年，我农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但各地实施的规范化程度、覆盖率、保障水平、操作方法及实际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以统筹城乡发展、健全体系和突出重点相结合，政府组织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为原则，重点完善健全农村五保、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失地农民保障、养老保险等五项制度。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摸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每年核实一次，接受群众监督，完善农村低保投入机制和资金安全运行机制。

巩固提高农村“五保”制度，应认真核定五保对象和供养标准。加强敬老院的建设和管理，提高乡镇敬老院的.集中供养率。县乡财政要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院的条件，增加供养人数，提高“五保”人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完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3号文件精神。多渠道筹集资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推进农村服务网络建设，强化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行业管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落实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对被征地农民对象分年龄段安置，同时积极鼓励和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乡镇企业的职工可根据尽同样义务、享受同样权利的原则，将他们纳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城镇保险体系。对纯农户的养老保险以家庭为主，可同社区保障和国家救助相结合，近郊乡、村经济基础较好、收入较高的地方，可对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发放养老金。

资金投入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保证，各级财政收入增长的部分应向农村社保体系倾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对经济薄弱地区给予适当扶持。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

近几年，我市各类教育取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中小学的发展速度缓慢，基础条件较差，教师队伍较弱，办学水平较低，教学质量不高。大量农民子女涌入城区就读，交借读费、择校费，甚至在城区租房陪子女读书，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教育费负担，而且使城区学生数爆满，社区管理压力加大，农村生源大量流失。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的关键。建议：

一要理顺管理体制，推进教育布局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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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乡协调发展 篇六

宿迁于1996年建市，下辖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城区和宿豫区，总面积8555平方公里，人口531.53万，是江苏重要和新兴的中心城市，也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城市群中一朵艳丽的新葩，作为江苏、安徽两省之通衢，宿迁人杰地灵、资源丰富。

一、宿迁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城镇是一定规模及密度的非农业人口聚集的地方，是一定层级地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城镇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市以来，随着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全面推进，宿迁城镇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镇化整体水平显著提高。

（一）城镇人口比重上升。2009年，宿迁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33.3%,比2008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2009年全市城镇户籍人口达到136.76万人，占总人口的25.8%，比1999年增加100.25万人。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5个百分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这除了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建市以来，宿迁把城镇化作为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 推进工业化进程，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城镇聚集，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根据市情需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村区划调整,将人口规模较小、区位优势不明显的乡镇并入经济实力强、人口密度大的中心镇，通过撤乡改镇、乡镇合并、镇镇合并、镇改街道，整合资源，发挥中心城镇对区域发展的集聚和带头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

（二）城镇数量不断增长。建市以来，宿迁城市建设迅速进入全面发

展阶段，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各区、县积极整合资源，对人口规模较小、区位优势不明显的乡镇进行撤并，撤乡改镇或乡镇合并，以发挥中心城镇对区域发展的积聚和带头作用。全区乡镇总数从2000年的126个减到111个，减少了15个，其中乡的数量下降14.3%；而建制镇的数量则增长11.9%。目前全市乡镇平均人口4.53万人，平均面积68.9平方公里。

（三）产业聚集效应显现。建市以来，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产业聚集程度提高，聚集效应进一步显现，城镇化进程依靠二、三产业双轮驱动。2009年，三县两区的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达81.2%，比1996年提高10.2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4.6%，比1996年提高13.1个百分点。同时，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由1996年的46.3 %调整为59.8%，上升13.5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996年的35.9 %调整为43.3 %，上升7.4个百分点。

（四）中心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建市以来，宿迁加大区划调整力度，拉开城市框架，拓展发展空间，使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区行政地域面积从1996年的136平方公里扩大到944.70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规模由1996年的26.5万人扩大到136万人，比1996年增加100万人，增长46.9%，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25.8%。中心城区暂住人口由1996年的24.92万人增加到58.76万人，增加了33.84万人，增长135.2%。城市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

二、宿迁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2009年，宿迁地区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2%，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46.6%，非农产业从业人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59.8%，而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40.8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低7.1个百分点，比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低16.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例系数只有0.85。这反映了宿迁的城镇化与产

业非农化不同步，城镇化的发展滞后于产业非农化的进程。

（二）城市辐射带动功能不强。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晚、水平低，我市还处在集聚发展阶段，缺乏功能强大的经济中心区域，各1区、县综合经济实力不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弱。小城镇数目虽然较多但增长缓慢，县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集聚能力不强，吸纳生产要素、转移农业人口的能力较弱。同时小城镇布局过于分散，缺少相应的产业支撑，集聚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较小，核心竞争力不足，城镇功能不明显。

（三）城镇化内在质量有待提高。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上，盲目攀比，乱铺摊子，只追求城镇区域的扩大，不重视空间组织的优化和城镇功能的完善，造成中心城镇规模扩张过快，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城镇管理水平上不去，医疗卫生设施不配套、科技教育发展滞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在城镇发展中，不注意挖掘本地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一味地模仿他人的东西，没有彰显出自己的城镇特色和建筑风格，甚至连道路名称都照搬外地。个别地方在老城改造时过度开发，对文物古迹、历史街区的抢救保护不够，造成城镇原有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特色丧失殆尽。

（四）区域协调发展不够。由于缺乏系统的区域城镇发展规划的引导，宿迁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受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的影响，各地在城镇化发展目标上缺乏明确的区域分工，城市主导功能定位不清，产业结构趋同，在发展中缺乏协调和沟通，影响了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存在着重城轻镇、重镇轻乡的倾向，乡村居民点建设分散，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比较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2009年宿迁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03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283元，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由1996年的2.11：1扩大为2.34：1。

三、加快宿迁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宿迁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扩大消费需求、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新形势下，宿迁应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并进，坚持大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先发展中心城镇，积极融入宿迁城市群和徐州都市圈，以科学规划为依据，以产业支撑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一）发挥规划先导作用。规划是城乡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调控城镇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依法管理和建设城镇的重要依据。推进宿迁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坚持以规划为依据，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功能培育为基础，以加强管理为保证。加强规划研究与制定，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适时、动态、超前研究编制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要全面把握城镇化的发展规律，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保证规划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要统筹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确定各区、县城市发展目标，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实现城市优势互补和区域共同发展。按照经济社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总体规划、行政区划“四划合一”的思路，合理定位各级城镇的规模和功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措施，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功能完备的区域城镇体系。按照尊重科学、统筹城乡、服务经济、突出特色的要求，制定城镇化发展纲要，编制城乡一体化规划，根据城乡资源环境容量，切实加强城乡空间管治和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要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以规划引导城市科学发展，以规划促进村镇建设水平的提高。要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明确规划实施的主体和责任，加强对规划

实施的领导和管理。要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规划实施中的偏差，保证规划全面实施。

（二）加快发展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加快工业发展，提升工业化水平，对于推动宿迁城镇进程至关重要。要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并进，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方略，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促进重点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全面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要加大工业投入，通过项目带动，形成支柱型经济增长点，扩大宿迁工业总量，推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要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以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动力，推动社会资本和资源向优势企业、优秀企业家集聚，加快培植一批主业突出、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发挥支撑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和大集团，形成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要围绕支柱产业的配套延伸和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对原料型、低效型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形成链式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条。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力培育产业集聚区，加快形成区域经济特色。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利用外资，积极整合资源，强化功能特色，吸引更多的外资项目落户宿迁。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现代技术、现代管理手段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保证社会的基本就业。同时，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提升产业结构层次。要加快发展商贸旅游业，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培育发展商务服务业，放手发展社区服务业，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

（三）加快发展县城和重点中心镇。县城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市域城镇体系中联系城乡的关键环节。提高县城发展水平，可以增强其接纳上一级或同级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的能力，为上一级中心城市提供发展空间，也可以发挥县城沟通城乡联系、协调城乡发展的纽带作用。重点中心镇是县域中区位较优、实力较强、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辐

射能力的建制镇。从县域经济层面来看，县城是县域经济的龙头，重点中心镇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兴县必须强镇”，推进城镇化，应加快发展县城、择优发展重点中心镇，提高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增强县域发展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的区域中心职能，提高县级规划建设水平，加快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县城经济实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县城对周边城镇和农村的辐射带动能力。要坚持择优培育的方针，对区位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重点中心镇，给予更大的发展空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培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拳头产业或特色产业，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完善服务功能。要把重点中心镇建设成为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环境整洁，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其中有条件的少数中心镇要发展成为小城市，以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7.城乡协调发展 篇七

全国《城乡规划法》宣传贯彻电视电话会议于2007年12月26日在京召开。会议动员部署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要求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 广泛宣传教育, 全面推进《城乡规划法》的贯彻实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会议作出批示。

曾培炎指出, 《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实施, 是我国城乡建设领域的一件大事, 对城乡规划工作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强调, 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充分认识《城乡规划法》的重要性, 增强城乡规划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施《城乡规划法》为契机, 统筹城乡规划管理, 提高规划制定的科学性、严肃性, 扩大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 强化监督检查, 完善体制机制, 全面推进城乡规划工作, 为促进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作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要求, 各级政府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城乡规划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明确责任, 加强领导, 做好宣传, 统一部署, 研究具体办法, 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城乡规划法》的贯彻执行, 全面推进城乡规划水平的提高。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主持会议。来自广东省建设厅、河北省保定市和浙江省绍兴县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开展学习贯彻《城乡规划法》的有关情况和经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城乡规划是政府指导和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手段, 也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 协调城乡空间布局, 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制定《城乡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已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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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唐凯答记者问摘要

城乡规划法制建设六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 到目前为止, 我国城乡规划法制建设进程中有6件大事可圈可点:

上世纪50年代, 学习前苏联的经验, 颁布《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 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

1984年国务院颁发《城市规划条例》;

1989年12月26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城市规划法》并正式颁发, 1990年4月1日, 《城市规划法》正式施行;

1993年6月29日, 国务院颁布《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1993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2007年10月28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城乡规划法》并正式颁发, 2008年1月1日, 《城乡规划法》将正式施行。

《城乡规划法》十大重点内容

《城乡规划法》的重要内容可概括为十个方面:

第一, 突出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城乡规划法》明确提出: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 协调城乡空间布局, 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法。从内容上看, 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促进公共财政首先投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强调城乡规划制定、实施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证公平, 明确了有关赔偿或补偿责任。

第二, 强调城乡规划综合调控的地位和作用。《城乡规划法》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 服从规划管理”。这就从法律上明确, 城乡规划是政府引导和调控城乡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 是具有法定地位的发展蓝图。同时, 法律适用范围扩大, 强调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确立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三规合一”是规划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 新的城乡规划体系的建立。体现了一级政府、一级规划、一级事权的规划编制要求;明确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突出近期建设规划的地位;强调规划编制责任。

第四, 严格城乡规划修改程序。对城乡规划评估, 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 修改详细规划等, 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第五, 城乡规划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建立完善了针对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投资体制改革的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制度;规定了各项城乡规划的行政许可。

第六, 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明确了上级行政部门的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以及全社会的公众监督。

第七, 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资质管理, 对规划师职业的管理, 都有明确规定。

第八,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和县城关镇总体规划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 镇总体规划由人大审议。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县城关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和镇总体规划定期评估须向人大报告。

第九, 强化法律责任。追究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责任;追究违法建设行为的责任;明确对违法行为给予罚款的范围和数额;授予市政府强制拆除权。

第十, 法律授权, 建立完善的城乡规划法律体系。

五项举措贯彻《城乡规划法》

首先, 要加速完善城乡规划法规体系。目前, 我们正抓紧制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修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起草《城乡规划法》实施细则;会同人事部制订《注册规划师执业资格管理办法》;研究并在总结起草与施行《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基础上, 起草《地下管线管理条例》;抓紧完善城乡规划技术法规体系。

第二, 逐步完善城乡规划体系。逐步完善适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特性和依法行政要求的城乡规划体系, 规划的编制办法和深度要求会相应调整;制定规划编制“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这一原则的执行程序;城市规划编制首先要研究土地和水资源、能源、环境等城市长期发展的保障因素, 重视以人为本, 改善人居环境、处理好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突出城市特色;制定严格、高效率的城乡规划成果审查程序。

第三, 端正城乡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城市规划重点落在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建设、危旧房改造和城市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设施建设, 改善人居环境, 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乡和村庄规划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注意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从满足乡村广大村民和居民需要出发, 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实现农村和小城镇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

第四, 推动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积极推动符合法律要求的管理队伍的建设;根据法律要求, 相应完善各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制度;完善城乡规划工作向人大汇报、向公众公示的具体办法和程序;研究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改革和规划师执业制度。

8.城乡协调发展 篇八

[关键词] 劳动力资源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农村地区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或城市地区转移，将极大地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元化的经济社会结构转换，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設战略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

一、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1.影响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原理告诉我们:整个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是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样社会两大部类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顺利地卖出去，各自所需要的产品才能顺利地买进来，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农村市场容量有限，致使我们的工业品即使在结构上平衡、在总量上也是不平衡的，有相当部分的工业产品是注定卖不出去的。

在上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很少讨论发展中国家农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一般都把农业看成是促进工业化的手段，它的作用就是向工业支援剩余劳动，剩余粮食和资本，是从工业品的角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发展模式上采取了工业支援农业，并最终挤占农业的发展模式，以至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约翰·刘易斯曾经深刻地指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有一个显著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工业品的生产就难以增长,工业部门很难发展，同时也使第三产业发展步履艰难。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分工和协作极为发达，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变、消费多样化。没有这些条件，发展一个现代的第三产业是不可能的。显然，现时的城乡差距的存在，农村短期难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它所必须的条件。农村落后于城市、城乡发展的失衡，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瓶颈”。

2.影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门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有传统型的和现代型的两种。传统型的社会结构即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多数则处于社会下层；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社会中间层（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对社会高层和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是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概括起来说：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而城乡的非均衡发展是我国社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因素。农民人口占将近70%，加上无业、失业和半失业的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估计，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状态，庞大的社会底层的存在既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又使中国社会隐藏着极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颠覆性。

3.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总体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进小康的门槛。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强调的是经济学的指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到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更加注重社会意义上的全面社会进步，追求的是物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和谐的发展。

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全面小康社会要求我国农业劳动力不能超过15%，农村人口不能超过50%，大学人数不应低于适龄人数的20%,第三产业占45%以上。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在全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将近70％。城乡的非均衡发展，使农村各方面的发展落后于社会整体水平。根据1991年确定的小康社会16个基本监测指标，到2000年尚有三个指标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蛋白质摄取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这三项指标都集中在农村。显而易见，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农村。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业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提供支持市场支撑，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

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比较利益的推动下，劳动力就不断地从报酬比较低的地方或行业向报酬比较高的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外出务工收入主要靠从农业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劳动力创造的，他们获得了高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报酬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入。比如，2006年河南省劳务输出总收入达到955亿元，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45％;外出务工农民人均年劳务收入5727元，比农民人均纯收入高2466元。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村耕地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增加，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务工者带回的收入，对不同地区起着不同的作用。很多贫困地区，是“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对温饱解决的地区，注入了生活消费、盖房建屋、活跃市场、发展经济的资金。多数农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学、医疗、上交税费等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

2.部分打工者回乡创业，成为农村地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外出务工者回乡创业，是流动就业派生的带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发展和现代化。就业不仅是人们的收入之源，也是人与物的要素结合，在创造性劳动中得到发展、提高素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市场经济活动。这种流动，挖掘了各自封闭、分割体制下的就业潜力，不只是提供劳动力，换回工资收入，而且提供劳动力的人，能在劳动、学习和交往中提高自身，融会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差别所蕴藏的势能，获得技能、市场意识、经营能力，甚至改变原来受小农经济影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目标取向、多方面的增殖人力资本。这些锻炼成长的农民再返回家乡，带动资金、技术、经营意识、市场信息、市场经济联系等综合因素的流动和扩散，弥补了当地的不足，为不发达地区注入了发展市场经济、非农产业以至城镇建设的新生力量。

3.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农村的消费市场

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收入提高，引致转移者消费模式及宏观消费结构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商品性消费逐渐取代自给性的消费，使农村市场容量得以扩大。

从农业和人口大省河南来看，河南近年来农村消费明显升温。据国家统计局河南省调查总队统计，去年河南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较上年实际增长16.2％，高于城镇居民6.8％，增幅10年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2006年，河南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9％，比上年下降4.5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3.1％，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两者的差距已开始拉近。

河南农村消费调查显示，现在农村卖东西，有三个变化：一是上档次的好卖，低档次的不好卖；二是名牌好卖，杂牌难卖；三是过去不卖的现在开始卖了。在食品、日用品等“小件”消费升级的同时，农村家庭设备“大件”开始热销。去年，许昌市家用电器类销售较上年增长54％，其中大部分源于农村消费拉动。2006年，淮阳农民家庭设备消费支出较上年增长34％，其中每百户农民电视机拥有量增长7.6％，移动电话拥有量增长30％，摩托车拥有量增长15％。专家指出，河南农民消费支出增长首先得益于收入增加。200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261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1％，实现了近十年来农民实际收入的首次两位数增长。其次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消费条件大为改变。2006年，河南固定资产完成投资1604亿，比上年增长25%，仅全省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累计完成投资68.8亿，完成建设里程3.1万公里，新通水泥(油)路行政村1.5万个。2005年以来，河南省在35个试点县市实施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共建成连锁“农村超市”6000多个，有效解决了农村“买难”问题。农村消费市场的广阔前景，吸引民间资本大量投入,为农村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时，由于新就业部门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较高，同时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具有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这就促使农村劳动力加强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由于城市信息多，可以利用社会化信息集道，了解职业和岗位需求，并可以有目的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培训。另外，在城市管理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了对进城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强烈要求。适应这种要求，现在全国各地兴起了政府牵头的专门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农民的就业素质和能力。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形成。

三、结论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循环中，新思想新观念的流入，促使农民价值取向的革新，加速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思想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农村和农民更快地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这必将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做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通过发展集约化农业、精细农业，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资本含量及劳动密集程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消化方式。

2.发展乡镇企业也是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向。

3.加快大中小多元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载体是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了的。

4.创新农村教育制度，改革农村基础教育，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或前提性条件。

5.做好政府宣传、管理、服务和监督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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